实验室安全考试结束后，许秋就和孙沃、莫文琳一起直接返回了材一，三人都通过了考试。
后来他们才知道这次测试的100道题目里有三道是错题。
许秋的实际得分是99分。
不过对许秋来说，不论是98分还是99分，都不是很重要，反正都是通过了嘛。
至于这些错题是怎么被发现的，那是因为这次考试有七位同学没有通过。
其中，有直接被扣到0分的倒霉蛋，还有一些大概是没有好好复习，直接来裸考的同学，错了十几道题，得分低于90分。
因为考试不通过会影响到接下来的实验安排，他们自然不肯接受考核没有通过这个事实。
于是他们就一道一道的分析错题，最后还真就发现有三道题目存在问题。
其中，有两道是没有正确答案的，还有一道是答案错误，本来应该是选C的，问卷星系统中按照B处理了。
重新计算分数后，有两位成绩在88、89分的成功上岸，拿到了90分以上的合格成绩。
周日。
许秋刚到216没多久，就被魏兴思召唤到办公室。
魏兴思开门见山说道：“有几件事情，首先是Ronald之前和我们合作，投了一篇文章，文章投了ACSAMI上，许秋你是二作……”
许秋刚开始听到这个消息还有些懵，之后仔细回忆了一下。
好像是Ronald夏天过来访问的时候，对方带了些ITIC相关的器件样品回去。
后来他们又发邮件要“新鲜的”样品，许秋就让莫文琳做了些邮寄了过去。
在这期间，许秋还和Ronald本人，以及Ronald手下的一位博士后发邮件聊过几回。
算是无心插柳吧，没想到还捞了一篇二作文章。
对现在的许秋来说，材料领域的一篇ACSAMI不算什么。
可对于一些领域来说，发文章比较困难，ACSAMI已经算是很不错的文章了。
就像Ronald主要研究的CEILV和TOF这两种表征手段，只被限定用在半导体领域中，想要发表高影响力的文章就比较困难。
但你能说这些应用面没那么广的仪器设备就不重要吗？
显然不能。
事实上，国内在各种精密仪器设备上的研究是非常非常非常落后的，和目前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完全无法匹配。
其中，占比很大的原因，可能就是当年“造不如买”的方针，直接指引了一条错误的前进方向。
种花家科技部原副部长的一句话，道尽了国内科技界的无奈：“种花家购买科研仪器的热潮，不知救活了多少外国公司！”
不久前，清北大学的核磁共振中心的一台核磁共振仪出现故障，他们联系德意志的布鲁克公司进行维修。
布鲁克公司开口就表示先付23万元的人工费，然后他们再去准备液氦，看看能不能修。
换句话说，如果没成功，这些钱就白花了。
堂堂种花家最高学府的清北大学，何时受过这种气？
该中心愤而终止了双方的合作。
此事在当时惊动了国内数十位教授。
但这种挣扎注定是徒劳的，因为国内几乎没有厂家能生产这种叫核磁共振仪的东西，或者可以把几乎两字给去掉。
这种局面，已经存在很多年。
早在2010年，种花家就取代漂亮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
但近年来，种花家对国外高端仪器的依赖不但没减少，反而在不断上升。
数据显示，我国每年进口近千亿美元的仪器设备，仅次于石油和半导体。
其中，90%的高端仪器被国外公司垄断。
以核磁共振仪为例，全世界只有德意志布鲁克等少数几家公司能提供。
就是这家年营收只有20亿美刀的德意志公司，独占国内80%以上的市场，把清北大学拿捏得死死的。
而这，还只是冰山一角。
冷冻电镜，是研究蛋白质结构的重要工具，全世界只有漂亮国FEI、霓虹国电子、日立能生产，国内连山寨版都造不出来。
稍微低端一点的扫描电镜，国产份额也不到10%。
质谱仪用于测量微观粒子的质量，目前基本依赖进口，高端的液质联用技术，则完全来自漂亮国安捷伦、赛默飞等厂商。
因为国内不能生产，种花家每年上万亿的科研固定资产投资，60%用于进口设备。
除了实验室以外，在医院里，包括CT、核磁共振仪、大型X光机，几乎被俗称GPS的GE（通用电气）、Philips（飞利浦）和Siemens（西门子）三家垄断。
几年前，人民日报记者曾走访上百家企业，发现那里的生产线和研发中心，几乎沦为“洋装备”的盛宴。
“中国制造在西方的商场里，德日制造在中国的工厂里，美国制造在中国的实验室里。”
这样的调侃，多少令人尴尬。
2009年，北京大学曾做过一个调研，结论是：“过去20年，我国科学仪器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逐步拉大。”
好在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科技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设立重大专项，加码投入，不少仪器公司也在崛起。
2006年，北京东西分析仪器有限公司自主研发出第一台质谱仪，吹响中国科学仪器迈向高端的冲锋号。
被Illumina卡脖子的华大基因，也知耻后勇，通过自研和收购海外技术，跻身全球三家可量产临床级别基因测序仪的公司之一。
魔都联影医疗更是推出种花家首台超高场动物磁共振系统，打破GPS长达30年的垄断。
尽管如此，在高端仪器方面，国内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
另一方面，Ronald年龄50+，都还活跃在科研第一线，亲自做实验，而像国内，在Ronald这个年龄的教授，很少会自己动手做实验了。
就比如魏兴思，回国后只有在最开始把各项实验技能教给了吴菲菲、陈婉清、段云和田晴，之后就是在幕后指挥，不再亲自做实验了。
大多数比较拼的，都是一些年轻的青椒学者，因为有类似“非升即走”的条款约束着。
横向对比科研圈内的从业人员，尤其是头部科研工作者，给许秋的主观感觉就是：
老外相对更热爱科研一些，更多的是把科研当成事业，而国内的科研工作者，更多是把科研当做一份比较稳定的“铁饭碗”工作。
一个是事业，一个是工作，定位不同，投入的精力自然就不同。
“事业”类似于自己当老板，“工作”相当于是给其他人打工。
当老板的时候，可能会看重公司的长期发展，而给其他人打工呢，多半只想着怎么多挣些钱，理想抱负什么的，那都是画出来的大饼。
就比如，千度变成现在被人人喊打的样子，创始人肯定是难逃其咎，但这样的情况真的是创始人愿意看到的吗？其实也未必。
当一个企业膨胀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创始人可能已经很难实际控制整个公司了。
一方面，是资本对人的异化作用，让人过分去追逐超额的回报。
另一方面，负责具体事务的人都是中层员工，中层员工要是联合起来的话，完全可以无视高层的命令，从中捞好处，这样高层给出的命令，就很难传到底层，执行下去。
而且，这种问题也难以解决，你总不可能把所有的中层都换一遍吧，就算换了新的过来，你能保证他/她就不被同化吗？
至于中层们为什么这么做，原因也很简单，他们与老板、高层不是一个阶层的人。
对大厂来说，老板、高层们通常都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他们或许会为了理想而奋斗，去当一个造福社会的“企业家”；而中层的员工可不管你的饼有多大，对他们来说，拿到手中的利益才是真的。
以竞价广告来说，老板、高层们提出这个想法，大概率是不会希望公司接一些质量不好的广告去赚黑心钱的，只是划定了KPI，让下面的中层带着底层员工去执行。
而中层员工们的想法可能是：“我们一起接XX医疗、XX男科的竞价广告吧，这样可以为公司创造上千万、上亿的营收，我们一年赚他个几十、几百万，然后干几年攒够钱，等财务自由了，就直接退休享受生活，至于之后事情万一败露了，千度会不会凉，那与我们又有何干，反正生病了要找医院，我们又不会去千度搜索找医院，而且这样做也完全合法合规，别人最多在道德上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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