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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百五十七章 监国三大事

纪念花木兰,要学秦良玉。

对于秦良玉这个正史唯一承认的女侯爷,陆四那是打心眼里敬佩的,尤其是秦家在对后金作战表现出的忠烈让人动容。

崇祯在世时对秦良玉也是推崇,特制御诗四首褒扬秦良玉,大顺虽是建立在明朝之上,但陆四对于明朝过去的正统是予以承认的,在很多领域也是顺承明制,如此,即便秦家曾与农民军战斗过,但陆四依旧对秦家高看一眼,不吝封侯。

印象中,秦良玉如今已是古稀之年,病逝时间也就这一两年,因此陆四便要抓紧招降秦良玉,一来是表达自己对秦良玉的敬佩之意;二来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招降秦良玉来影响川、贵各地的土司。

不过,虽自己诚意满满,但秦良玉多半不会来降,因为她对明朝太过忠贞。故而陆四也做了两手准备,一是秦良玉来降最好,若不来降则使入川部队先平定石砫以外地区,暂不予消灭秦良玉。

当年张献忠入川,四处招降土司,独不去石砫,想来这位八大王内心深处对秦良玉这个女英雄也是相当敬佩的。

交待完秦良玉的事后,陆四草草吃过饭便命召开行营会议。

会议主题有两个,一是西北各地土司问题;二是乌斯藏问题。

由于陆四明令兴国公李过、甘陕总督孟乔芳、陕西巡抚张国柱、甘肃巡抚汪兆龄、青海巡抚艾能奇对土司问题采取铁碗手段,即不降者坚决予以消灭,原土司地盘改土归流,彻底消灭蒙元及前明留下的土司势力,以实现国家对西北地区的真正统治。

这个命令无疑侵犯到了西北各地土司利益,导致一些地方发生土司聚众抗拒大顺事件,不仅一定程度影响大顺对西军残部的用兵,也使得当地的治理难以落实。

一些大顺任命的地方官员对上面强制要求“改土归流”,结果导致已经投降的土司复叛也怨声载道,不少官员在这件事上明显消极怠工,使得“改土归流”这一大顺监国亲自制定的国策难以落实。

故,陆四必须从“中央”层面主持召开一次会议,除了要统一大顺上下层官吏的思想外,也对土司问题给出一个战略性的解决方案。

出席这次会议的除了兵政府侍郎贾汉复、提督高一功、刘体纯等顺军高级将领外,还有拟任礼政府尚书的巩焴、拟任吏政府尚书的宋企郊、拟任兵政府尚书的陆之祺,这三人都是当年李自成在北京任命的六政府高官。

当初陆四为了尽快构建中央政府框架,以及对原大顺政权的安抚,六政府尚书除了一个刑政府尚书陈不平是他的老淮军底子,其余五人都是老岳父生前任命的。现在除户政府尚书喻上猷依旧下落不明外,工政府尚书宁绍先已经在北京“坐堂”,巩焴、宋企郊、陆之祺三人则是于最近刚刚从家乡来行营“报到”。

巩焴是前明崇祯四年进士出身,此人当县令时爱民如子,体恤百姓,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因此离任之时,所任林县男女老少夹道远送,哭声一片,自发为这位巩知县立生人祠。

李自成攻陷西安时,巩焴时被明廷补授河南学政、布政司参政,不过巩焴未及上任就被围于西安,后从城中逃出隐藏于终南山下。李自成改元永昌时百官皆推荐巩焴,称其是文武全才之士。李自成也听说巩焴是好官,所以便任其为礼政府尚书,然而巩焴避隐未仕。后李自成兵败,巩焴也坚不降清,隐居家乡官家洞,发誓再不做官。

按理,巩焴虽被李自成任为礼政府尚书,但并没有在大顺出仕,所以不应再为大顺礼政府尚书,可时负责政务院的左辅顾君恩却对巩焴推崇倍至,因此仍将此人列为大顺礼政府尚书人选,且是唯一。

陆四没有反对,便使人寻访巩焴,查出其于家乡官家洞隐居,特派侄孙陆义良前去拜请巩焴出山就任。

巩焴却是不肯,陆义良来了脾气,竟命人在官家洞外面堆积柴禾,想将巩焴熏出来,结果差点没把这位巩尚书给熏死。

陆四知道此事大骂侄孙胡来,赶紧又派高一功往官家洞再请,并向巩焴表达他这监国的愧意。

高一功还是没能请来巩焴。

陆四不放弃,又叫甘陕总督孟乔芳去劝。

巩焴还是不肯。

陆四虽没有三顾茅庐,但接连派人三请都请不来巩焴,也是来了心气,竟直接命人颁谕,说巩焴再不来行营,便尽杀巩焴家族,屠其家乡。

这回,巩焴来了。

不等这位老尚书张口骂大顺监国残暴,陆四抢先开口喝问于他:“你做明朝官时,百姓皆说你是好官,既是好官便当为百姓谋利造福,何以躲在那洞中不为百姓出力?”

不待巩焴反驳,又道:“你不做我大顺的官,于我大顺又有什么损失?尚书高位,你不做有的是人做!但你可知你不做我大顺的官,却是害了这天下的百姓!因为这天下少了一个好官!”

言罢,又上前握住巩焴双手道:“可能先生心中有气节,要为那朱明守忠贞,可如今天下大势已明,我大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致力于天下一统,结束二十年来灾乱,还百姓太平,给百姓活路,先生这气节于这天下苍生又哪个重?”

几番话一说,巩焴张了张口却是默认了。

倒不是大顺陆监国的话对他有多大打动,实因他要不答应的话,族人要死,家乡人也要死。

相比巩焴这个被强弄来的礼政府尚书,宋企郊这个吏政府尚书、陆之祺这个兵政府尚书却是识趣的多,早在听闻大顺光复北京便已有了出仕之心。

所以在大顺监国又一次亲自派人寻访他二人后,于民间消失一年多的两位尚书终于现了踪迹。

宋、陆二人包括巩焴能被李自成欣赏任用,自是都有本事,非一个清官可以形容。

西北局势,三位就了如指掌,而这些恰恰是泥腿子造反的顺淮军将领们所不知道的。

好比为何皇帝都需翰林学士,因为好多事情和典故等,都在这些饱读经典的学士肚中。

因此行营会议之初,便由兵政府尚书陆之祺于与会众人简单说了当下西北土司问题。

陆之祺首先说土司问题实际是蒙元时期留下的一个弊政,而土司势力又分西北土司和西南土司。

西南土司有名的就是万历年间造反的杨应龙,天启年间造反的奢崇明、安邦彦之流的。西北地区土司相对没什么有名的,但相较西南土司却又复杂的多。

“西北地区土司多半是武土司,便是从前隶属兵部管辖,但却掺杂于流官卫所之间的力量,比如嘉峪关以西沙州、赤斤、曲先等地的关西七卫...”

据陆之祺介绍,西南地区的土司文武结合,有武进士,也有文土司,不仅有土官世系知州,知县,也有宣慰司,招讨司,长官司等震慑蛮夷的武土司机构。

而西南地区因为特殊人文地理原因,形成“大姓相擅,世积威约”的统治基础,故而土司大多独立自主且统治权强大,便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都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统治,采纳用世袭土官为主管理当地民政,流官为辅起监督管理的方法,即“文武相济”,结果便导致西南土司一个个都成了当地的“土霸王”,要人有人,要钱有钱,一旦有事便能形成大内,如平播之役、奢安之役。

西北地区因为没有西南那样复杂的民族成分和地理环境,所以一开始便是以流官为主,土官为辅,故而造成的危害不如西南,前明两百余年来,西北土司叛乱较少,且都形不成气候。

陆之祺进一步为众人说了西北土司大致可分为三种。

“第一种大多源于蒙元时期驻守西北地区的官员,这些人有的是献城归附,有的是率部投降,鉴于这些人在当地的威信,明太祖便赐为土官,允他们子孙世袭。”

“第二种是本人并非在西北任职,但在明初时因为各种原因来到西北被封为土官的人,如西宁卫土官陈子明,其原是蒙元的淮南右丞,投降明朝后随长兴侯耿炳文攻克大宁,后留守西宁遂子孙世袭为土官。”

“第三种就是原西北各个部落首领,多是蒙古人,明朝为安抚他们便将他们封为世袭土官。”

说到这,陆之祺顿了顿,“这些人也多是各个部落的豪酋,相当于过去的豪强,有事能一呼百应。”

陆四点了点头,自古以来无论是汉族还是非汉族,豪强都能形成一定势力。而所谓豪强,也大多源于兄弟子侄多,打起架来帮手多。

吏政府尚书宋企郊道:“各位需要注意,西北土司所辖部落多是蒙古人,这些人没有固定辖地,因此需要明朝为他们划分土地,这就导致土司的地盘往往夹杂在府州县同卫所之间,如此一来是可以有效监督扼制他们,另外就是可以随时抽调这些土司出外作战。”

高一功眼前一亮:“也就是说若我大顺要消灭这些土司,只需在重要关镇驻军,便能使他们不能呼应,从而可以各个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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