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崇宁四年二月十五，辰时初初刻，现代时早上七点十分。
其实，真正体现岳飞水平的施政方针，在于他对总院学坊的独出心裁的设置上。
首先他的宗元学坊是一个综合教育系统以及相应的教育设施，也就是从幼儿园到博士后都在里面。
比如他打算对那些新近改良从善的五千土匪进行启蒙教育，让他们知道何为良,何为善。
这是从幼儿开始的，可是他们这些土匪第一，许多人可能没有受过针对幼儿的教育。
第二，他们即使受过教育，也是残缺不全的，更是错误的。
故此，所有人都要受到启蒙教育，建立统一的认识基础。
这个认识基础，就是岳飞规定的，和孔孟之道那一套东西，具有根本不同的内容，也就是行事为人的标准和孔孟之道不同。
这个岳飞也知道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但是不彻底改变有不成。
他觉得费了牛劲，教育出来的学生还是孔孟之徒，那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好在岳飞进行过评估，说起来翻天覆地变化，实际上并没有真的改地换天，只是在关键要点上进行调整。
比如孔孟之道的三纲五常，只要加上所有人都以天道为大，天道是总纲，皇上也不例外，就不是什么“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为臣纲”了。
还有什么“为尊者隐”一类的，大家都遵循同一個天道做事，根本就没有隐的必要，不是吗？
这个根基和最高原则定下来，其它的东西都以此为准则检验和调整,就很容易了，
让程颐和他的学生具体负责，两三个月时间足够了，然后岳飞花上一个晚上最后审核批准，就可以在宗元学坊通行了，当然其他学生也要普及，不过他们大概一两天就融会贯通了。
这些东西他们只要改变一下观念就解决问题。
如果改变不了，他们根本就进不来，因为入学考核的第一个内容就是同意学坊的校训，不能违背天理。
这个教材的改变岳飞放在第一位，是严格要求程颐放在正式授课之前必须完成的。
既然所有的学生都要进行这样的启蒙教育，你们就是所有的镇民、村民也都要普及。
也只有这样认识清楚的全面皆兵才是方向明确头脑清醒的人力根基，谁也不能动摇。
当然，那些改良从善的五千土匪和他们的家属，必须是第一批接受启蒙教育。
在岳飞能掌控的地方，这种启蒙教育，是强制性的，没有人能避免。
而且今后任何新开拓的地区，都是同样的要求,即使有语言障碍,也不能例外。
通过这样的教育措施，所有人都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说话还有干事，岳飞就觉得痛快多了。
岳飞的这种教育改革，和王安石肇始现在蔡京正在推进的取士之法的改变，有巨大不同。
王安石在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体制改革的同时，也非常关注人才的选拔、培养和使用，他的目的主要是为变法造舆论，还有选拨支持他变法的官吏。
其实这是宋朝弊端之一，通过朝廷选拨人才任命官员这个环节，搜罗党羽，结党营私，一个人主政，将整个一年的出类拔萃的人才都收归自己的阵营。
就是所有通过科举或者其它方式擢拔的官员，都自动成为经手主导官员的学生，他们这些官员则成为他们的恩师，甚至皇上都不能例外，跟着这种做法随波逐流，御笔钦点的状元什么的，就是天子门生。
王安石的变法虽然急功近利显得他刻不容缓的急切，可是这种传统方式给自己添人进口加大力量，还是不得不按部就班进行，以便把得力人选拉拢到自己一边。
王安石使用的方法，主要有改革科举制度、整顿太学、惟才用人这三个具体措施。
也就是说，他觉得自己尽了最大的努力，反对他的人说那些已经坏到了极点。
不过，在岳飞看来，那些没有什么本质不同，不过是换汤不换药。
这方面的变法，应该有一部分内容是范仲淹变法的继续，目的都是整顿吏治，解决冗官冗费。
不过，王安石并没有减少冗官冗费，只是在现有制度上敲敲打打，将新选拨的官员素质提高。
所以，他有的实际是加法，冗官冗费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
而他增加的这些官员，是好是坏，并不能确定，顶多只能说有好的可能。
但是坏的可能显然更大，进入一个争权夺利的环境，不变坏也难，哪怕他们原来卿本善良。
王安石变法取士其中的改革科举制度，主要内容是颁布贡举法，废除明经科。
其中进士科的考试则以经义和策论为主，并增加了法科。
这种改变有一定的作用，包括把科举的立足点放在选拔具有经纶济世之志和真才实学的天平上，扩大考选名额，比如考经义一项，就是看考生的理解能力，而不是死记硬背，而理解有和应用密不可分。
理解和应用又是密不可分的，理解不对，谈何应用？理解错了，岂不是应用得越强有力，错误越大？
加强了策论，就是把自己的理解具体用来解决问题，摆明自己如此应用的理由。
增加了法科，就是在理解各种法律条文和案例的基础上，去解决性的法规相关问题，比如审案、判刑、依法征收赋税等等，这也是担任一方执政必不可少必须履行的责任。
这个当然必不可少，让岳飞惊异的是，王安石之前竟然没有赋税相关的专门科目。
还有整顿太学，施行三舍法，实行分上、中、下三班不同程度进行教学的太学三舍法制度，以学校的平日考核来取代科举考试，太学生成绩优异者不经过科举考试可直接为官。
其实王安石变法最有意义的是废除明经科，就是给出四书五经经典的一句话，然后掩盖一部分，留出一部分，考生要就将掩盖的那部分默写出来。
王安石将整个明经科全都取消，显然他的重点在理解经义和应用上面。
不过，这种改变，实际上增加了学生的负担，就是必须真有才干才能脱颖而出。
这个变法虽然考验了考生的应用方面的水平，却依然是四书五经的旧框框里，和岳飞的教育方法没有可比性，因为这样选拨出来的人才，越能里大，可能越剧烈地违背天理。
王安石变法涉及到的所有官员选拨和任命，都具有这个致命问题，实际上他的变法越成功，离天理越远。
当然，即使不变法，也和天理背道而驰。
岳飞也注意到，王安石并非不想改变原来的那些三纲五常儒家经典，只是他没有更好的东西去取代。
从他采取措施，提举经义局，修撰儒家经典，编纂《三经新义》，可以看出。
其中提举经义局是他的骨干力量，为他具体落实他想改成什么样子的，可惜没有程颐那样的大家给他主持，必定一事无成‘当然关键的是王安石不是岳飞，先天不足，没有办法。
修撰儒家经典，是王安石变法的目的，目的是不是达到不说，勇气可嘉。
因为他必然受到那些保护儒家经典成千上万的孔孟之徒不要命的攻击，那真的是掘了他们祖坟一样的深仇大恨，估计没有皇上保护，王安石要被他们食肉寝皮了。
而编篡出《三经新义》则是王安石变法的成果，不管这个成果是什么东西，都代表王安石的标新立异，表示和那些守旧派势不两立，以此为基础，就可以排斥那些守旧派官员。
同时，哪怕是这个东西再正确，那些得势的守旧派官员也不能支持，更不能应用，因为这样作等于背叛了守旧派，打上了变法派的标签，成了王安石一党成员。
具体到《三经新义》，它是王安石变法的理论支持，从经学中编篡和解释合集成的教材。其中王安石撰写了《周官新义》，王雱、吕惠卿撰《毛诗义》和《尚书义》，三者合称就是三经新义。
其中王雱是王安石的长子，王安石对他极为看重，不料在变法关键时刻却不幸因病去世，给了王安石沉重打击，以至于一蹶不振。
三经新义仅有周礼部分为王安石所著，原文已经逸失，仅在《永乐大典》存留部分书卷。
由此可知，这本书即使在当时也没有普及开来，从一个侧面说明，此书不过是王安石用来钳制反对者之口，并非真的要推行周礼，因为当时的共识是周礼只存在于认知层面。
这个现象在周代，等于后世的法律条文准备好了，却没有颁布遵行。
既然在周代都没有施行，那么显而易见，在宋代也没有施行的可能，故此王安石才对皇上说“祖宗不足法”，他这个祖宗是特指，就是指的西周这个周礼的制定者，而不是指的是宋代的缔造者赵匡胤。
他敢说赵匡胤不足法，脑袋不想要了？
别说赵匡胤，赵匡义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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