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复员(4)

四、国庆节闹灯会

张岳和赵红兵见面以后,相谈甚欢,约定了再见面的日子。

1986年,城里的幼儿园正在重建,因此二狗回城以后一直没上幼儿园。到1987年初,幼儿园重建完成时,二狗直接上了大班,而且只上了半年就上育红班(学前班)了,小班和中班都没上过。所以,二狗的童年不是跟着漂亮的幼儿园阿姨度过的,而是和一群成天打架斗殴的社会流氓一起度过的。因为父母工作忙,城里的亲戚又少,父母就把二狗交给赵红兵去哄,反正赵红兵无业在家,要哄同样没幼儿园可上的侄子晓波。“一只羊是赶,两只羊也是放,俩孩子一起哄吧。”二狗妈妈说。

所以,哄孩子成了赵红兵在1986年初到1987年的最主要的任务,虽然后来成了副业。但不可否认的是,赵红兵喜欢哄孩子,这是他的爱好,而他的那些兄弟显然也有这爱好。当时,二狗的爸爸被省里调用一段时间搞统计,而二狗妈妈则由于当时搞全国土地普查,结束后又去管理另一个城市的化验室,所以也不在市里。二狗就吃在赵爷爷家,住在赵爷爷家,俨然是其中的一员。

在赵红兵和张岳那次在街上见面的一个礼拜后,张岳带着他的邻居孙大伟,到赵爷爷家找赵红兵玩。

孙大伟高高胖胖,面皮白净,梳个大分头,是个无业游民。他平时话特别多,大家都叫他孙大嘴巴。孙大伟显然十分怕张岳,张岳只要眼睛一瞪,孙大伟就不敢说话了。

二狗记得那天孙大伟还带了一把吉他,从那以后,赵红兵就彻底爱上了吉他。赵红兵有着极高的音乐天赋,从完全不会弹奏到熟练掌握各种和弦,顶多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在以后的十几年里,他还收了俩徒弟——二狗和晓波。他这俩徒弟都完全不爱音乐尤其不爱吉他,但没办法,被强行收了。他这俩徒弟弹琴还都有个缺陷,那就是只会用拨片弹奏,因为赵红兵右手是残疾,只能用两个手指拿着拨片弹奏。

由于吉他的原因,赵红兵和孙大伟越走越近,借吉他玩一个礼拜,刚还回去一天就又去借,直到几个月后,赵红兵跟他几个姐姐要钱自己买了一把吉他,才不再去借了。在这个过程中,赵红兵和孙大伟、张岳三个人几乎每个周末都在一起。

由于赵红兵的关系,孙大伟和张岳也与赵红兵的战友费四、小纪、李四熟悉了起来,这六个年轻人经常在赵爷爷家的二楼说说闹闹,有时候也凑钱去饭店喝顿酒。三四个月的时间,他们已经打成帮连成块了。孙大伟的话痨,小纪的鬼点子,赵红兵的沉稳,张岳的博学多才,费四的实在,李四的厚道,都给二狗留下了很不错的印象。

1986年9月,赵红兵的一个北京战友来找他玩,赵红兵跟赵爷爷要了200元钱,在当时市里最有名的紫月亮饭店吃饭。当天吃饭的共10个人,除了平时总在一起玩的赵红兵和他的三个战友以及张岳和孙大伟外,还有张岳带来的邻居李武,以及赵红兵的北京战友、二狗和晓波。

赵红兵的北京战友虽然很瘦,但看起来很结实的样子。高鼻梁,大眼睛,腰板特直,总是一副玩世不恭的表情,举手投足间完全是一副北京顽主的范儿。

张岳的邻居李武烫了卷发,穿着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喇叭裤、白皮鞋,这在当时挺时尚。但是当年市里以此装束示人的基本上全是小混子,李武当然也不例外。

席间主要聊的是他们当兵时的一些事儿,没当过兵的几个人也饶有兴味地听着。他们越聊越开心,越喝越激动,好几个人醉得哭了起来。最后,一桌人全喝多了,只剩下俩明白人——二狗和晓波还在抢酱牛肉吃。

孙大伟提议,八人结拜兄弟。正处于感情汹涌澎湃、勃发状态中的其他七人全部同意,当场跪地拜了把子。其中赵红兵年龄最大,小纪第二,张岳第三,费四第四,孙大伟第五,李武第六,赵红兵的北京战友第七,李四第八。结义拜把子,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就流行这个。

这顿极其偶然的聚会,把这八个人的一生全部改变了。

从此,当地有史以来危害社会时间最长、名气最响亮的黑社会团伙诞生了。这个团伙的组织并不严密,比较松散。在这八个人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哥,都只是朋友、兄弟而已。赵红兵之所以后来被其他人认为是这个团伙的领袖,是因为他沉着稳重、思路清晰,很少主动生事,兄弟们都愿意听他的话。但他并不是这八个人里面绝对的老大、绝对的权威。

正是这样的组织形式,使他们这些人几乎同时成名,而松散的结构又便于每个人拉拢一大批小弟开展自己的“事业”。成名以后,这些人虽然来往密切而且互相帮助,但所涉足的行业并没什么相关性。

当然,后来演变成流氓团伙,在他们结拜之初肯定任何人都没有想到。

那天,他们还用赵红兵的北京战友带来的相机拍了一张黑白照片,晓波按的快门,拍得歪歪斜斜,赵红兵坐在最中间。这是这个组织的第一张相片。

赵红兵的北京战友在他家一住就是半个月,他俩关系相当密切,在当兵的时候就是最好的朋友。为了方便起见,下面我们就把赵红兵的北京战友叫“小北京”吧,大家都这么叫他。

1986年10月1日,刚刚拜了把子的八个人决定一起去广场看花灯、猜灯谜。国庆后小北京就要回北京了,所以,在去广场之前大家先到饭店喝了一顿酒,喝得都很兴奋,但没一个人喝多。晚上七八点钟,他们带上二狗和晓波一起去看灯。上世纪80年代初,国庆节十分热闹,几乎每个单位都要放鞭炮。当时全市在两个地方放花灯,一处是体委前面的体育广场,一红旗公园。赵红兵等兄弟八人去的是离家比较近的体育广场。

国庆放灯三天,10月1号是第一天。几乎全市的人都出来了,老人、妇女、小孩和成群的学生,好不热闹。人多拥挤,磕磕碰碰是难免的。

“你他妈的踩我脚了,长眼睛了没?”一个长头发、长着一脸横肉的年轻人朝赵红兵喊。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赵红兵赔礼说。

“你他妈的以后看着点!”那个长头发年轻人看见赵红兵挺老实,也没再怎么说,骂了一句转头要走。

“你丫说话干净点,别出口就是脏话!”小北京一口浓重的北京口音骂了一句。

“我就骂了,怎么着?”本来转身要走的长头发年轻人又回来了,气势汹汹。

“怎么着,想开练不是?你毛长齐了吗?你长了多少个牙,够让小爷敲吗……”(后面还说了很多,连着十几个疑问句,二狗实在是记不起来了,反正二狗从此对北京人的贫嘴功夫彻底叹服。此人语速极快,连着说了十几句却一点都没停顿而且一点没重复,骂得极具趣味性,听的人全都乐不可支。在二狗那幼小的心灵中,小北京骂人的境界是一座不可逾越的山峰,是珠穆朗玛。直到十几年后,二狗读大学时不小心骑车撞倒了小北京的一个同乡大妈,才知道什么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是后话。)

这个长发年轻人终于被激怒了,冲上去就是一拳。小北京不愧是侦察兵,嘴上功夫过人,手底下也不含糊,只见他伸手抓住这个长发年轻人的手腕顺势一扭,脚下再一绊,就把这年轻人摔在了地上,然后朝他头上就是一脚。

小纪和费四也冲了上来,开始朝这个长发年轻人头上、身上乱踩。听说参过战的退伍兵都有个共同点——打架有瘾。但赵红兵一直没动手,动手的是小北京、费四和小纪。三个打一个,够了。

这时,倒在地上的年轻人捂着脸狂喊:“二虎,二虎!二哥,我挨打了,二哥!快过来!”

听他喊出这几句话后二狗就发现,除了小北京外,其他七个人的脸色全变了。他们都知道,二虎是东边毛纺厂一带有名的大流氓,弟兄几十个,基本全是毛纺厂职工的子弟,从小玩到大的。由于他们住的地方属于郊区,所以这些人只要来市区,一出来就是三四十个,从不落单。当时全国的严打刚刚结束不久,全市成名的流氓大都还没放出来,敢惹他们的也只有铁南的路伟一帮和张大嘎子一帮。他们之间成天掐架,谁都不服谁。

“哗”一声,围观的人全散开了,冲过来二十几个年轻人,发型全和躺在地上的年轻人一样,领头的正是二虎。二狗记得很清楚,当时二虎留着长发,而且烫过,男不男女不女。去年春节,二狗在家时又老远看到了二虎,当时这爷们儿坐在轮椅上正要过红绿灯,留的发型还是烫过的长发,和20年前完全一样,真是念旧。

“谁打我兄弟?操你妈的!”二虎拔出了一把军匕。他身后也有几个人拔出了军匕和三棱刮刀,其他十几个人看样子没带刀。

“我打的。”赵红兵也没含糊,笑嘻嘻地看着他。在这些经历过炮火的退伍兵面前,这几把军匕和三棱刮刀跟玩具差不多。

“你知道我是谁吗?”二虎挺横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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