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安德雷斯

如果阿弗纳的姑妈的朋友能在以色列航空公司随便给他找个活干的话,他绝不会按响二楼五号公寓的门铃。五号公寓在波罗晓夫大街上的一栋无任何特征的大楼里。他会对莫舍·约哈南说:“算了吧,我回家了。无论是干什么,听起来跟部队太相像了。”

开门的那个女孩即使没穿制服,看起来也像部队的。她干净利落、本分踏实、不苟言笑的作风太像了。她递给阿弗纳一沓纸,让他在一张木桌上填好。房间里除了一两把木椅之外,没有其他的家具。

她在一扇无任何标记的门后消失了,阿弗纳目不转睛地盯着问卷上打印出来的长长的问题。第三十六个问题是:“你在苏联有活着的亲戚吗?”现在站起来离开当然还不晚。并不是这一长串问题,尽管有些问题太私密了,跟他喜欢自由的本能不一致,让他感到不愉快——有些问题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而是因为麻烦。特别是将来可能存在的麻烦。什么表格,什么勤务簿,什么命令和作息时间表,还有什么指挥部,在未接到进一步通知之前,取消一切假期。还有什么六点之前回来报到。难道过去四年里还没受够吗?

阿弗纳不喜欢军队绝不是因为一些平常的原因。比如说,他并不介意背着五十磅的装备在夜里行军,横跨几乎整个以色列。如果跟他一起角逐突击队员徽章的候选人有一半晕倒了必须叫医院派车来拖的话,那就更好了。因为阿弗纳没有晕倒过,即使他的个头不是最大的,身体也不是最壮的。他能一直站着,而且潜水是第一,虽然他到了部队才开始学游泳。他最终成了突击队员。一百人中选拔十五个,他是其中之一。在以色列军队中,他戴着第二枚最杰出人物徽章,仅次于战斗机飞行员。

他也不讨厌“六日战争”期间在真正的战场上背着磁性水雷悄无声息地潜入水下。他当然害怕。只有傻瓜才不害怕,而傻瓜是不能担任突击队员的。

阿弗纳不喜欢的是凑合着洗澡,这样你永远也洗不干净。不管怎么凑合他都不喜欢。还有吃的东西——每个星期六承蒙犹太传教士惠允的食物,冰冷的,他不喜欢吃。他不喜欢官僚作风。天底下的一切规章制度都与安全或作战效能无关。假期没有任何理由就取消了——取消的理由,至少阿弗纳看不出来。任务的分派并不是基于这个部队最擅长什么,而是基于利益、奖赏或惩罚。

他讨厌搭过路车回家,他想在十二个小时里跑一个来回。浪费宝贵的时间站在高速公路边等别人捎上你,也许这就是士兵的命运,甚至是英雄的命运,世界上哪都一样。阿弗纳不想争论,只想不要成为其中一员,至少不要永远是其中一员。他可以随时为国捐躯,但搭便车,决不。

阿弗纳填表时之所以犹豫不决还有一个原因。尽管他在花园里对父亲说过——“他们也许会对你这样。但我告诉你,他们绝不会对我这样。”——只不过是口头上的东西而已,虚张声势的成分较多,心里并不是真的这么认为。阿弗纳不知道“他们”会对他做什么。实际上他也不知道他们对他父亲做过什么。

他父亲一辈子沉默寡言,他和他后来的妻子回到以色列以后,从来未对阿弗纳做过任何解释。就像他跟阿弗纳开玩笑时说的那样,虽然又娶了一个妻子,但他并没犯重婚罪,因为过去娶他母亲的那个人跟在国外娶威尔玛的那个人并非同一个人。其中一位的存在是不合法的。是的,他是因为给以色列当间谍坐过牢。至少,指控是这样。事实真相?呃,你以为呢?

阿弗纳的父亲和母亲之间的关系,表面上仍然是友好的。他父亲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回到雷霍沃特的那栋旧房子里来,跟母亲在厨房里说好几个小时的话。阿弗纳有一次对他母亲说:“你这些天看见他的时候比你们过去住在一起的时候都多。”她只是耸耸肩。

“你以为你的感觉是最重要的吗?”她回答道。“我告诉你,不是。”

阿弗纳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对于他母亲来说,她之所以认了这桩破裂的婚姻,而且无怨无悔,是因为这也是一种爱国。当其他人都在为以色列牺牲生命的时候,她为什么不能牺牲自己的婚姻?她永远不会说哪怕是一句父亲的坏话,甚至威尔玛的坏话,尽管她总是避免谈及她。偶尔谈及时,威尔玛干脆变成了一个“你可怜的父亲不得不忍受”的东西,就像他被捕和坐牢一样。对于这种态度,阿弗纳表示理解。但在他心里,却控制不住地对她有些轻蔑。在某种程度上,他宁愿她大喊大叫一通。

父亲的态度迥然不同。他不掩饰自己的痛苦,虽然他没明确提及痛苦的原因,“结束的时候就结束了,”他说。“他们需要你的时候,什么都好。你是一个重要人物。当一切结束的时候,他们就唾弃你。”

他接着说:“如果你够幸运的话,你还可’以待在附近,让他们向你吐唾沫。”

阿弗纳也许会问:“你是什么意思,他们?谁?”

但是父亲不答,沉默了一会之后重复道:“他们对待你就像对待一只橘子,把你榨干之后就扔掉。”

虽然父亲没补充任何细节,但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再清楚不过了。这位老人——实际上并不老,才五十五岁而已——回到以色列之后就垮掉了。使他垮掉的不仅仅是对他的讯问和监禁。“从一个角度看,坐两三年牢是一件坏事,”一次他对阿弗纳这样说。“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却不值一提。我非常轻松地就过来了。”使他垮掉的也不仅仅是他多病的身体,虽然他总是在看医生。也不是担心没钱,虽然他非常拮据。他没有工作,只有一小笔养老金。回到以色列以后,他也试着做过一两笔生意,但都亏了。

真正的问题是深层次的。

“他们让你把红宝石捡起来,”一天他对阿弗纳说。“让你拿在手里玩一玩。他们说如果你干这个干那个,所有这些红宝石都是你的。于是,你干了这个又干那个。”

“接着门上响起了敲门声,来收缴你的红宝石了。他们说,对不起,什么红宝石?你说说看,你叫什么名字?”

“什么意思?”阿弗纳记得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但他的父亲只是摇头。

阿弗纳相信父亲说的都是实情,但也许只对他来说是实情,对别人不一定是实情。如果对所有的人永远都是实情的话,那留给这位荷兰小男孩的会是什么呢?一个还没有买卖头脑、不知化学和数学为何物的男孩?他必须永远待在这个魔圈之外吗?一辈子剪鸡指甲吗?永远也看不到法兰克福了?每周和肖莎娜搭一次便车去阿什杜德海边?等他姑妈给他在以色列航空公司找个工作?在农场待过那么多年,在部队里有着那么好的记录,难道还要继续做一个“野客”?仅仅因为父亲的问题没有解决,就什么也不干了,不管是为自己还是为国家?也许不是“他们”的错,或不全是他们的错。也许,是父亲自己莫名其妙地搞错了。

阿弗纳在木凳上填完问卷调查表,递给那个女孩。过了几分钟,她带着他穿过那扇没有任何标志的门,走进另一个房间。一个中年男人坐在一张简易木桌后面。房间里有一个装档案的铁柜子,一把为客人准备的椅子,上面垫着海狸皮。那个人看着阿弗纳的眼睛,使劲握了握手之后,示意他坐下。

“你好吗?”

“很好。”阿弗纳有点吃惊地回答道。

“你父亲怎么样?”

“很好,谢谢。”

“好,好。”那个人说。“呃……”他提到了阿弗纳所在部队的那个中校。精锐部队中的军官的名字,比如阿弗纳,并不是公开的。阿弗纳不知道那个人为什么会提到他——也许是想跟他套近乎,也许是想再次确认阿弗纳的身份,也许是想证明自己的身份。不管是什么,他决定实事求是地回答。

“我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他很好。”

“让我想想,那是……二月份,是不是?”那个人漫不经心地问道,把桌上一个薄薄的文件夹朝自己跟前拉了拉。

“三月。”阿弗纳回答道。他声音中既没有恼火的成分,也没有对什么留下印象的意思。事实上这二者他此时都有一点。使他恼火的是这个游戏,而让他印象深刻的是这个人的仔细。在面试他之前他们一定再三查过他,然而他们仍然非常谨慎。

那个人递给他一支烟,他谢绝了。他注意到那个人自己也没抽。不抽烟的人通常是不给别人烟抽的。所以这个举动一定是在看阿弗纳是不是他想象中的那种人。一个抽烟的人也许会不假思索地把烟接过来。噢,真是精明!这种诱惑几乎是无法抗拒的——这就是土匪阿弗纳——他想假装改变主意去要一支烟,看看那个人会如何反应。但是没有。

相反,那个人说话时,他仔细地听着。那个人说如果阿弗纳被接纳的话,这个活还是非常有趣的。在目前这个阶段,他甚至不能说他们欢迎阿弗纳参加录用考试。如果通过的话,还必须经过长时间的训练。大约一半的人会被淘汰,他也许是其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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