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十天以后，即1972年9月25日下午，阿弗纳坐在日内瓦一家宾馆的床上，房间内的装饰朴实无华。米迪酒店体面端庄，正面为粉红色与白色。酒店俯瞰位于购物中心的优美的舍弗鲁广场。透过窗户，阿弗纳可以看见罗讷河对岸商业区阴森的楼房。罗讷河细细的河流在这里变宽，汇入壮观的日内瓦湖，一直向东延伸数百码。
瑞士的城市就像一个玻璃屋，居住在里面的人要谨慎小心，决不能扔石头。界外球规则很少有人违反，日内瓦已成为一个国际上各种恐怖势力在这里进行密谋、重组和修整的好地方。这一点已成为人们不成文、心照不宣的协定。
阿弗纳把目光移到房间里，落在四个人身上。那四个人正回过头来看着他，神情轻松，信心十足。他们正等着他说话。
仅仅在一个星期前，阿弗纳还不知道这些人的存在。现在他们成了他的伙伴——他的队员。他是他们的头。他——虽然他难以相信——负责给他们安排任务。
待到这次任务完成以后，这四个陌生人可能就成了他最亲密的人，成了这个世界上比母亲或父亲还亲密的人，比肖莎娜还亲密的人，比他最亲密的朋友还亲密的人，甚至比他部队里的战友还亲密的人。他必须用自己的生命信任他们，他们也必须用自己的生命来信赖他。
在这十天里，发生在阿弗纳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比他有生以来的所有事件都多。他的生活每个瞬间都在发生变化，虽然并非都是自然的。正是从他在部队里当突击队员开始所做的每一次选择，最终使他走上了现在这样一条道路。还有，自戈尔达·梅尔祝他好运那一刻开始，阿弗纳就感到完全失控了。他害怕的并不是这个。他只是注意到，在经过一番客观、冷静的分析之后，他最终接受了这项任务。他已经下水了，浪潮把他带向大海。不管他喜不喜欢，他都无能为力了。逆流而行很显然没用了。
在戈尔达·梅尔公寓里开会之后的第二天中午，他到特拉维夫向扎米尔将军汇报。将军态度冷淡，几乎是漠不关心。“怎么样？”他问阿弗纳，从桌子后面抬起头来。
“我愿意。”阿弗纳说。
将军点了点头。他点头时，态度冷漠、淡然，好像他听到的答案只能是这个。阿弗纳并不吃惊——在以色列，一个人自告奋勇去完成一件非同寻常或者艰巨的任务时，别人是不会高兴得跳起来的——他有些泄气。
“在外面等一下。”将军说。“我想让你见一个人。”
大约半个小时后，阿弗纳见到了那个人。那个人个子高高的，有点学者的派头。虽然才到中年，头发却过早的灰白了，背也驼了。唇边有一抹沮丧的神情，不过，黑色的眼睛却充满了活力。他显得生机勃勃。而且，从他们握手的那一刻开始，他的一种本领就表现出来了。他跟阿弗纳说话时就好像他们已经是多年的朋友。但阿弗纳觉得并不是那种很亲密的关系——很显然，他也是加里西亚人——但是阿弗纳喜欢他。
“就叫我伊弗里姆吧，”他对阿弗纳说。“我以后就是你这次任务的负责人了。听着，我们都还在摸索之中。你一定有很多问题，而我呢，也许不一定都有答案。你要有耐心。嗯……你吃饭了吗？我们为什么不先吃个午饭？”
他们吃完午饭，沿着海滩散了很长时间的步。主要是伊弗里姆在说话。
阿弗纳后来想，即使伊弗里姆在开始谈话后的五分钟之内就告诉他这次任务是什么，他再花两天时间也无法真正理解。他企图用一种感觉来理解它，用一种更深、更基本的感觉来理解它，但还是理解不了。
伊弗里姆说：“我们决定组建一支突击队来摧毁欧洲的恐怖分子。”阿弗纳点头，完全同意。是时候了，他甚至有点安慰。事实证明，他自告奋勇去做的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件孤军出击的侦察任务，像他父亲那样，有无穷无尽的语言和密码学方面的工作要准备。一支突击队——很好。跟他以前的部队非常像。欧洲——很好。至于“摧毁”这个词——希伯来语是“勒哈希米德”——用起来也很自然。这是部队里一个正儿八经的用词，在简报中无数次使用过。它可以是一个雷达，一支强有力的侦察队，摧毁一座雷达设施、一座军需库、一个通讯中心。它是一个突击队员的词汇，可以是一次突然袭击，抓获几名俘虏。一个曾经在特种部队里待过的人是不会对这个词感到震惊或意外的。
“我们在谈这个之前，”伊弗里姆告诉他，“还是让我们来谈谈程序吧。”
这个程序包括：阿弗纳向肖莎娜解释他会有几天不在家，然后到特拉维夫闹市区的一个地方汇报，在楼下这套公寓里——楼上是一家制衣公司——与伊弗里姆独处四十八小时。有时候伊弗里姆要离开一两个小时，另外一个人会和他待在一起——正如伊弗里姆所说，“陪他”。不过，那个人并不是陪他。他从不说一句话：很显然是来监视他的，看他得到情报后会不会离开或者打电话。
阿弗纳为“穆萨德”执行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退出“穆萨德”。伊弗里姆让他签的第一份“合同”并不是明确合同双方要做的事情，而是列举合同双方不要做的事情。“穆萨德”不会再聘用他，不会给他提供福利、养老金或者法律援助，不会以任何方式承认他在为它工作，不会给他提供领事馆援助，也不会给他提供医疗服务。而阿弗纳，永远不要声称与另一方有关系，不要寻求它的帮助或者让它为他的行为或者行为的后果负责，不要泄露自己是受雇于它——或者泄露自己已与对方签署不能泄露这一点的合同。
“你明白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吗？”伊弗里姆每次把一张纸从他鼻子底下推给阿弗纳时，总这样问他。“读一读，我不希望你在没有读过的东西上面签字。”
阿弗纳点点头，把字签了。与父亲的建议相反，他袖中没有牌。这个想法一再在他的脑海里掠过。但他应该怎么做，去请个律师？戈尔达·梅尔用手臂揽住他对他说他是犹太历史的一部分之后去请个律师？
还有，无论人们在背后怎么谈论加里西亚人，但加里西亚人是不会在同伴危难时置之不顾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阿弗纳完全相信他的同胞——尽管他不愿意相信他们，因为他们只替自己打算。但他必须相信他们。不管他们分饺子有多忙，如果一个同志身陷困境，他们是会竭尽全力去营救的。他们会采用欺骗、撒谎、奉承、威胁，直至杀人或牺牲自己的手段也不愿让一个同志落在敌人手里。无论是否签合同，看看埃利·科亨就知道，当其他国家跟大多数国家一样，一旦特工的身份暴露以后都不承认他与自己的关系时，以色列是怎样来拯救他的。以色列让几位突击队员冒着生命危险把科亨的尸体从叙利亚运回来。这件事阿弗纳觉得不必担心。
他把这些话跟伊弗里姆说了，伊弗里姆面带嘲讽。
“不。还是让我们暂时先担心你这个活人吧。”他对阿弗纳说。“把这个签了。你就要跟你的牙齿护理计划说再见了。”
“再见。”阿弗纳说，把字签了。
该签的文件签完之后，伊弗里姆递给他一张支票，两千以色列镑不到。这是他受雇三年来对政府养老金计划所作贡献的偿还额。“恭喜，”伊弗里姆说。“你是个自由人了。我说的是真的。”他补充道，“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时候，如果你改变了主意，告诉我你不想干了，可以。你离开这里之前，可以随便改变主意。”
“我离开这里之后呢？”阿弗纳问道。
伊弗里姆看着他，大笑起来。“你有幽默感，我很高兴。”他说。
正如伊弗里姆所解释的那样，这次任务背后的想法，就是要从源头上切断恐怖主义。不像军队，它是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延伸部分，而恐怖主义活动似乎无处不在，但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几个，且都是可以辨别清楚的。他们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参与的人员相对较少，而且完全依靠少数几个人的组织和领导。他们在地下，在后方的流动基地操控。隐秘和难以觉察是他们的优点，也是他们的弱点。不像常规部队，他们没有自己的生活或自己的武器，他们赖以生存的东西：钱、武器、证件、藏匿之所、培训以及招募新兵都必须通过几个秘密渠道供应。只要一条生命线被切断，整个网络就会萎缩。
“恐怖主义是个魔鬼，”伊弗里姆说。“幸运的是，只有十来个头目。我们也许可以干掉他们，一个一个地。”
“难道不能长出新的来吗？”阿弗纳问道。
伊弗里姆看着自己的手指甲，笑了。“我相信会的。”他说。“但是要这样看，长出来需要时间。恐怖分子一般都很狂热，一个高级别的恐怖分子是有技能、聪明的狂热分子。多数人都不是狂热分子。多数狂热分子既没有技能也不聪明。如果你除掉一个高级别的恐怖分子，也许要过一两年时间才能再冒出一个类似的，而且过去那个网络已经土崩瓦解，这个后起的家伙也许要花一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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