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鲁特的袭击当然称得上是专业的、英明的——至少事后想来是如此。但在8号星期天那天还没这么有把握。
阿弗纳到的时候，卡尔和斯蒂夫已经在贝鲁特待了两天了。卡尔住在亚特兰大酒店，他这次旅行使用的是英国护照，上面的名字叫安德鲁·马希。幸运的是，阿弗纳毫不费力地记住了这个名字。如果记不住的话，他就只好在桑兹酒店的大堂里坐半天，等斯蒂夫来。阿弗纳完全不知道斯蒂夫这次旅行用的是什么名字，尽管汉斯肯定会让他的名字听起来富有节奏：基尔伯特·瑞姆伯特，比利时人。之所以让他这次扮成比利时人，是因为斯蒂夫能够用他的南非荷兰语冒充法兰德斯语，至少在黎巴嫩可以。
阿弗纳也毫不费力地记住了自己的身份，他是一名德国商人，名叫赫尔姆斯·德斯特雷科。他没有住酒店，而是直接去了路易斯安排的安全屋。
罗伯特和汉斯一天后从雅典——经罗马——来了。罗伯特的身份也是个比利时人，名叫查尔斯·布萨特。汉斯旅行时喜欢用德国名字迪特·阿特诺德尔。他们与斯蒂夫在桑德斯酒店会合。
1973年的贝鲁特还没有因为劫掠、焚烧和争斗变成一座废城。两年后，在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爆发了黎巴嫩内战。1973年4月的贝鲁特仍然高楼林立，游乐场、夜总会、优雅的购物区应有尽有，还有穿着时髦的漂亮女人。正因为如此，在整个地中海地区，它是惟一一座适合阿弗纳口味的城市。那狭长精美的比基尼海滩，贝鲁特西部的阿顿摇滚俱乐部都成为他愉快的回忆。在这个摇滚俱乐部里，一张“美国运通”卡可让任何人进入一个价格适中的娱乐世界，自得其乐——之所以说价格适中，是因为阿弗纳既不喝酒，也不赌博。他喜欢躺在沙滩的躺椅上，沐浴着阳光，看着女孩，时不时地从装着碎冰和可乐的高杯中啜一口。
阿弗纳和他的同伴们用信用卡租了几辆车子——三辆白色的“别克”，一辆“普利茅斯”小型客车，一辆“勇敢”和一辆“雷诺16”。有“集团”在当地的人给他们当司机，他们用星期天和星期一的部分时间勘察了六个地方。两个在贝鲁特，三个在市郊，一个在贝鲁特以南大约三十英里、靠近海滨小镇西顿的地方。最后这个地方和贝鲁特以外的三个地方是游击队员的营地和补给库，武器、交通工具、船只、资料档案和证件都放在这里。在贝鲁特市区的两个地方，一个是巴解组织总部。
另一个地方是一栋四十层大楼，卡玛尔·纳塞尔、马哈茂德·郁苏夫·纳杰尔和科玛尔·阿德宛都住在这栋楼里。
由于当地的“穆萨德”特工已经做了一些计划、准备和监视工作，阿弗纳的突击队只要做一些当地特工不能做的工作就行了。这次行动之后，他们要继续留在贝鲁特，所以他们的身份不能暴露。阿弗纳的突击队要做的工作有租借交通工具，这些工具在袭击之后要扔掉，还要带领参与突袭的人熟悉突袭地点。“集团”在当地的一些人也要参与。对路易斯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而且是昂贵的——让步，他几乎不会同意。但是，由于阿弗纳向他保证，他的人不会遇到“穆萨德”特工和军队中的突袭队员，他们的任务只是在突击队经过某些地方时用几辆车子跟在他们后面，护送一下。路易斯答应了。在这些条件下，他的组织面临的危险才降到了最低。
午夜刚过，八辆汽车就停在了雷姆勒特—厄尔—贝达附近的海滩上。虽然这个地方一个人都没有，几辆美国汽车也不会引起太多的注意。当地的贝鲁特人跟中东的大多数人一样，早早就睡觉了，对游客们熬得很晚已经习以为常。
这是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海洋也是黑色的。凌晨一点，斯蒂夫看见黑暗中有个小小的亮点，他用自己的车灯闪了一两次，那个亮点消失了。几分钟之后，在黑色的波涛之上出现了一片黑色，一群人静悄悄地向岸边涉水而来。他们携带的防水袋里装着武器和便服。
四十个突击队员挤进八辆车里——斯蒂夫后来说，这是整个任务中最为棘手的技术难题——分成两组，向贝鲁特进发。卡尔和罗伯特把突击队员带到目的地。阿弗纳、斯蒂夫和汉斯带领他们去恐怖组织头子们所在的公寓。对其他四个地方的袭击从不同的集结地开始。
车子—到厄尔—科哈特欧姆街上的那栋公寓前，三个全副武装但无任何防备的巴勒斯坦士兵就被干掉了。为了不让公寓里的居民警觉，以色列人使用的是手枪和刀子。突击队员们冲上楼时，阿弗纳、汉斯和斯蒂夫待在汽车旁边，此时用不着他们了。事实上，他们也许还会碍手碍脚。
卡玛尔·纳塞尔，巴勒斯坦人，四十四岁，未婚，信仰基督教，住在三楼，知识分子，从贝鲁特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后，1969年，开始为“法塔赫”负责公共关系事务。当突击队员们冲进去的时候，他正坐在饭桌旁的打字机边。磷弹穿过他的身体时，他身后的沙发立刻升起了火焰。
二楼的科玛尔·阿德宛也坐在桌旁写东西。跟手无寸铁的纳塞尔不同的是，他有一支卡拉什尼可夫自动步枪，随手就可拿到。阿德宛是个工程师，“法塔赫”在科威特分部的奠基人之一。他是1973年以色列被占领土上所有蓄意破坏活动的头子。他对自己的工作很在行，他成功组织的几次活动也许是这次贝鲁特袭击的主要原因。他已结婚，有两个孩子。突击队员在砍倒他之前，他企图用自动步枪向他们开枪。
马哈茂德·郁苏夫·纳杰尔，就是众所周知的“阿布·郁苏夫”，在“法塔赫”中负责“黑色九月”的事务。他跟妻子和儿子住在四楼。事后突击队员告诉阿弗纳，没有伤害纳杰尔的儿子——不过，按照另外一些报道，他在射击中也死了。关于纳杰尔的妻子，没有任何疑问，她企图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丈夫，结果在一阵弹雨中与他同归于尽了。
住在隔壁的一个女人这时不幸把门打开，也被打死了。这个女人好像确实是个无辜的旁观者，无论是当时还是事后，都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以任何形式参与过恐怖活动。
恐怖分子和突击队员进行了短暂的交锋。虽然对方人多，但以色列方面是突然袭击，而且比他们训练有素得多。只要不是在持久战中，一般来说，这两个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四个地方的交火，以色列人大获全胜。据报道，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一百多名恐怖分子死了。以色列死一人，伤两三人。伤者最终都由直升机运走。黎巴嫩当局对此次战斗并不是一无所知，但以色列人立即在几个公用电话亭里告诉他们，说好像是恐怖分子自己跟自己在贝鲁特的几个地方打起来了。黎巴嫩警察听到这些，谨慎地避开了。这正是以色列人所希望的。
大约凌晨3点30分，一切都结束了。租来的汽车——根据斯蒂夫的说法，一个凹痕都没有——又整齐地停在沙滩上。突击队员从海上撤走了。阿弗纳和他的同伴们也从海上撤走了。他们没有像他们那样上登陆艇。一条小船把他们和路易斯的两个人送到停泊在二十五英里以外的一条渔船上。由“集团”租下的这条渔船，天未破晓前就抵达了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并不平静。巧的是，恐怖分子计划在同一天，即4月9日袭击以色列大使的住所、在尼科西亚袭击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恐怖分子的突袭完全没有成功。在大使的家里，三名恐怖分子只伤到了一个塞浦路斯警察。而在机场，六名袭击者被一名空中警官杀死了一个——他们都是从阿布·奈达尔的“阿拉伯国家青年”组织中分离出来的——还有两个受伤。这些恐怖分子企图驾驶一辆“陆虎”和一辆日本小型货车，冲到跑道上，向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发动攻击，但是没有对乘客或飞机造成任何伤害。
此次失败，正如卡尔所说，并不是因为不努力。
以色列大使拉哈闵·汀默尔和他的家人在恐怖分子袭击他们之前几分钟刚刚离开住所。恐怖分子把那个塞浦路斯警察放倒之后，在房子的一楼放了很多炸药，把尼科西亚市中心弗洛尼斯街半英里以外的窗户都震碎了。如果汀默尔和他的家人在二楼的话，他们完全有可能在爆炸中丧生。巴勒斯坦人对塞浦路斯的袭击，更加坚定了阿弗纳促使队员们计划在雅典暗杀扎伊德·穆扎斯的决心，无论他在不在名单上。
那次行动，他们几乎彻底失败。
事后回忆起来，阿弗纳觉得，第一个错误也许并不是把队员们分开，就像在巴黎一样。他们三个人毫不费力地就把阿尔一库拜斯干掉了，在雅典再重复一次似乎不是草率之举。就像以前一样，阿弗纳、罗伯特和汉斯就可以干这个活了。在这同时，斯蒂夫可以去寻找新线索，特别是与一号目标阿里·哈桑·萨拉米有关的线索，看有无深入的可能。至于卡尔嘛，最适合他的工作是照管各处的安全屋和账目。这样，如果剩下的目标在欧洲露面的话，突击队就可以快速行动。按照目前这种速度，他们也许能把名单上的十一个恐怖分子都干掉。“那不算个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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