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弗纳盯着他同伴的尸体，看了几秒钟，然后把毯子重新盖好。他接下来做的事情完全是机械的。他很快在房间里搜了一遍，没有发现什么东西或什么人。他又看了看百叶窗和窗帘是否都放下来。他把钥匙从梳妆台上取下来，把写着“请勿打扰”的牌子从门把手上取下来。他从房间里出来，把门从外面反锁之后，把小客厅通往走道的双合门关上，把“请勿打扰”的牌子挂在外面。这时才上午九点钟。这块牌子至少可以把清理房间的女服务员挡在外面一两个小时。
他没有从酒店的前门出去，而是从行李室出去的。他在最近的电话亭里拨了两个电话号码。一个是汉斯的安全屋里的。“对不起，汉斯，”他的伙伴一拿起电话他就说。“今晚的电影取消了。我回头再跟你谈。”立即把电话挂掉了。这是预先安排好的表示“非常危险”的暗号。阿弗纳知道，汉斯一接到这个暗号后就会立即离开这个国家回到法兰克福。
第二个电话拨的是巴黎的路易斯的。
幸运的是，那个法国人在家。“我的零钱只够打三分钟了。”阿弗纳说。“所以我想你能不能给我打回来。我的一个同伴死了。”他把这个电话亭的号码给了他，然后就等着。十五分钟后电话铃响了。
是“爸爸”的声音。
“你回去等着，”阿弗纳把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之后，那个老人说。“你把东西打好包。你的包，他的包，都打好。你等着。我的人会来，他会敲三下。你什么也别干，明白吗？”
“明白。”阿弗纳说。“谢谢。”
他回到酒店，又从侧门里溜了进去。他回到房间里，让那块“请勿打扰”的牌子仍然挂在门把手上。他环顾四周，确信他出去的这会没有人进来。然后，一边给卡尔打包，一边慢慢地、有条不紊地把一切杂念从脑海里清除出去。他把打好的包搬到他的房间里，跟他的手提箱放在一起。
他回到卡尔的房间，从里面把门锁好，坐在床边看着他的朋友。冲动之下，他又把毯子拉了下来，强迫自己扫了一眼卡尔的裸体。真是个漂亮的家伙。虽然已经四十，却仍然苗条、匀称，没有一点多余的肉。他以前有点驼背，但现在看不出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他被杀的时候，已经跟她干过了吗（在这种情况下，用“做爱”这个词不合适）？他无法非常仔细地检查卡尔，而且，检查了能不能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也没有把握。他确实检查过他的手和指甲。虽然卡尔没有带武器，但如果他意识到有人要袭击他，他很可能要挣扎一番。他受过徒手格斗的专门训练，身手敏捷。
如果是乘他不注意或者睡着时动手的，那所有这些就派不上用场了。他的手上没有伤痕。也没有自卫留下的伤口或者抓痕。指甲里也没有毛发或者纤维。
为什么要杀他？是不是那个金发女孩杀的？阿弗纳相信她那时在卡尔的房间里，他仍然能闻到她的麝香味道。但卡尔也有可能是在她走之后被别人杀的。
她去他的房间是为了杀他，还是为别人杀他设置圈套？还是只是想一醉方休？但是卡尔谨慎、敏感——难道他看见了她身上不想别人看见的东西？比如，她在浴室的时候他翻了她的包——而恰好被她看见了？如果卡尔看到了可疑的东西——枪或者以前的护照——他也许会对她只字不提。他也许会装做什么也没看见。她也会同样乖巧地假装没有注意到他看到了——可是后来，当他熄灯后躺在床上的时候，砰的一声！一瞬间就摆平了。
这纯属猜测。谁知道是怎么回事？
如果阿弗纳把那个金发女孩带到了他的房间，会怎么样呢？他会不会像卡尔那样，胸部有一个弹孔，此时正躺在床上？
很有可能。
但是为什么卡尔——如果所有的人都会干这样的事，只有卡尔不会干这样的事——会干这样的事？谨慎的卡尔——斯蒂夫给他取了个绰号叫“雷达”卡尔，他总是把头从书中抬起来，说：“伙计们，有人要按门铃了。”一分钟后肯定就有人按门铃。卡尔有一条绝对原则，执行任务时绝对不带人到安全屋或者酒店的房间里来。有一次，罗伯特在街上碰到一个老朋友，把他带到了法兰克福的公寓里来，卡尔听说这件事后暴跳如雷，一个星期没跟罗伯特说话。当时，阿弗纳替罗伯特辩护，因为他认为在那种情况下，如果罗伯特不叫他从前的好朋友来他公寓的话，会更加让人怀疑。但是卡尔在这个原则上绝不让步。他很可能是对的。
但是，卡尔掉进了一个温柔陷阱——一个最老套、最低劣的诡计之中。
也许他认识那个金发女孩？卡尔交际很广，比其他人认识的人都多，因为他在外面待的时间最长。难道那个金发女孩是他认识并且信得过的人？
他到底知道卡尔些什么？阿弗纳看着自己伙伴的脸庞，开始纳闷起来。这张脸他曾经是那么熟悉，现在却死气沉沉，两眼紧闭，面容紧绷，嘴唇紧锁。他对他的了解可能比其他人都多，他们住在一个房间，跟他共同承担制订方案和领导的重任。但即便如此，阿弗纳对他的了解也不多。阿弗纳记得，卡尔出生在汉堡，20世纪30年代末他六七岁时被父母送到了以色列，在那海瑞亚跟姑父和姑妈生活。上了个农业学校之后就去了部队。被“穆萨德”选中之前一直担任指导员。会拉小提琴。读了很多书。阿弗纳还记得卡尔告诉过他，他离过一次婚，前妻是个基督徒，德国人。她由于痛恨纳粹党，战后移居以色列，结果因神经衰弱不得不住进医院。后来他娶了个已有一女的捷克女人。阿弗纳知道卡尔非常喜欢这个女儿。只要有时间，他就给她写很长很长的童话故事，还配了又细又长的插图。她和母亲住在罗马，他每个月至少给她寄一个童话故事。
阿弗纳知道的就这些。除此之外，他还知道，现在卡尔死了，躺在伦敦一家酒店房间的床上。
有那么一瞬间，阿弗纳对他非常生气，拳头不由自主地攥了起来。他想使劲摇他，大声对他喊叫，用拳头揍他的脸。这个可怜的该死的诚实的谨慎的勇敢的卡尔。这个“雷达”卡尔。这个轻信的卡尔。这个想知道自己会不会飘浮在空中的卡尔。
突袭兹威特之后，在拉提那的安全屋里，当其他人都在庆贺的时候，卡尔却对他们说：“伙计们，我不会高兴得跳起来。我们还只干掉一个，没什么好庆祝的。”
除了卡尔，没有人会说这样的话。除了卡尔，别人这样说他们也不会听。他有权利说这样的话，卡尔有权利说任何话。
现在，卡尔死了。然而任务还要继续。谁杀了卡尔，谁就要付出代价。
“爸爸”的人——“爸爸”的三个人——半个小时后来了。他们在门上敲了三次，阿弗纳让他们进来。他们跟阿弗纳说的是英语，而自己人之间说的是意大利语。他们带了一辆很大的行李车和一个黑色的装尸体的塑料袋子。
“你现在可以走了。”他们的头对阿弗纳说。“把两个房间的钥匙都给我，你的和他的。不要办理退房手续，不要担心你的行李。”他把伦敦的一个地址给阿弗纳。“在那个地方等我们。我们会帮你退房，今晚会把手提箱送给你的。”
那个年纪最大的意大利人穿着一套黑衣服，说话的语调跟殡仪员一样阴森。也许这就是他的职业。阿弗纳记得他有一次跟“爸爸”见面时“爸爸”说的话：“如果你要挖一个墓穴，我就给你派一个挖墓的人来。费用不高，好不好？”谁知道卡尔的尸体会送到哪里？但也只有这个办法了。不能让英国当局知道：否则的话就意味着这次任务走到了尽头。更糟糕的是，它也许要以一种最为尴尬的方式连累以色列。
“也许哪个地方有个弹壳。”阿弗纳说。“因为床单上有血迹。”
“别担心。”“爸爸”的人回答道。“一切我们都会处理好的。”
阿弗纳不怀疑他们会处理好这一切。要么通过收买的方式，要么通过行窃的方式，要么结合这两种方式。伦敦也是一样，金钱是万能的。酒店里的一些服务人员肯定会被说服，不会声张。到明天，那个小客厅就会污渍全无，准备迎接下一批客人。
三天后，阿弗纳和他的伙伴们在法兰克福见面了。他觉得他们肯定会把卡尔的死归咎于他。他当然应该受到责备。毕竟，他注意到了卡尔那几天很脆弱。他已经怀疑那个女孩了。否则的话，他会带她去自己的房间的。难道他没有义务警告卡尔吗？管卡尔怎么想呢，这不是人气指数竞赛。作为这项任务的领导，就意味着要有勇气做出也许别人不喜欢的决定。虽然这种勇气与面对炮火时的勇气不同，但都需要勇气。阿弗纳没有这种勇气，所以卡尔的死就是他的错。
但他的伙伴们似乎不这样想。
尽管每个人的表现方式不一样，但他们都感到震惊、悲哀和气愤。汉斯咕哝了一句“拿剑的人死于剑下”，但是遭到了斯蒂夫愤怒的驳斥：
“我就不想听这种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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