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份，汉斯牺牲。阿弗纳和斯蒂夫处理完日内瓦的事务回到米迪酒店时，是1975年3月21日，那年春天的第一个下午。他们还有几件事要处理：关闭安全屋，打发次要一点的线人。阿弗纳和斯蒂夫两个人在日内瓦银行里的个人账户都没有动。他们两个人都发现，尽管给了伙伴们的遗孀一笔钱，但他们差不多还剩下十万块。在这份满足里掺和着一些痛苦。他们无奈地耸了耸肩，也许还有如针刺一样的愧疚。尽管如此，他们会没事的，至少在这个意义上是这样。虽然阿弗纳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习惯了大把大把地花钱，但是，十万块，在自己的账户上，对他来说，似乎仍然是个天文数字。他第一次觉得自己很富裕。他可以从容地到欧奇大街的商店里，去给肖莎娜买下那套上好的斯堪的纳维亚炊具了。如果他想的话，他可以给她买两套。
决定放弃这次任务之后，他们既感到沮丧，也感到宽慰。虽然“黑色九月”组织似乎不再活跃了，由卡洛斯领导的“人民阵线布迪亚突击队”，在巴黎大胆地（虽然没有得逞过）用火箭袭击了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巴德尔一迈因霍夫集团胆子同样大，但更为成功。他们在德国绑架了几个实业家之后，挟持他们来敲诈温顺的政府。阿弗纳和斯蒂夫读着报纸，心想，不知道卡尔、罗伯特和汉斯为之付出生命的这次任务是否对国际恐怖活动产生了一点点影响。伊弗里姆的这个多头妖怪不会放慢步伐的。现在，一些恐怖分子有可能把联合国和日内瓦的会议桌作为把犹太人推下大海的集结地。
这也没有关系。对阿弗纳和斯蒂夫来说，必须以牙还牙，以色列不允许别人杀戮她的儿女而不受惩罚。1975年春天，他们在日内瓦，心情前所未有的郁闷。即使在这个时候，阿弗纳和斯蒂夫都毫不含糊地为这次任务辩护。
他们把扫尾工作分了一下工，然后尴尬地、有点羞愧地互相拥抱之后，分道扬镳了。
4月10日，阿弗纳到达纽约，前途未卜。事实上，他觉得太累了，不想去考虑以后的事。从法律上来讲，自从1972年以来，他就不是“穆萨德”的雇员了，而现在任务取消了，他觉得当前对谁都没有什么义务了。虽然阿弗纳有时候觉得必须回特拉维夫汇报，但他对谁都不愿谈这次任务。他想做的事情就是跟肖莎娜在一起待一两个星期。
他在纽约待了差不多一个月，就像度假一样。阿弗纳像一个逃学的孩子似的，心里充满了心虚和快乐。他也许没有理由这样，但他确实有这种感觉。他每天要跟肖莎娜做两三次爱，和她长时间散步，带她去餐馆，看电影。和葛拉一起玩，教查理去门边把报纸拿来。
阿弗纳在纽约待了大约三个星期之后，肖莎娜问了一个问题。“你这次走后，”她问道，“要多久才能回来？”
“我没有说要走。”阿弗纳回答道。
“是没有，但是你会走的。”肖莎娜语气平静地说。“你每天都有可能告诉我你要走。我想知道的是，你要很久才能回来吗？”
“你已经知道了，”阿弗纳说。“也许这次只离开一两个星期。我回来之后，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去旅行，租一辆车，一直开——我不知道，一直横穿美国。你喜欢这样吗？”
肖莎娜大笑起来。“我们从哪里去弄那么多钱？”她问道。
“我以前没告诉你，”阿弗纳说。“我们现在有一点钱了。有一点奖金。别担心，去旅行一趟还是没问题的。”
“真的吗？”肖莎娜问道。“你说话算数？我们从来没有一起度过假。”
“我保证，”阿弗纳说，“你等着瞧。我们去度一次假——就你、葛拉和我。当然还有查理。”
这次谈话之后又过了几天，阿弗纳接到了纽约一个“穆萨德”特工的电话。“呃，呃，”那个人听出是阿弗纳的声音之后，说。“我猜想大家都在找你，而你却坐在那里，无忧无虑似的。”
“我还有什么应该操心吗？”阿弗纳问道。
“我怎么知道？”那个人回答道。“你应该比我更清楚。我所知道的是，有人在等着你回家。既然我把你找到了，我就告诉他们你明天早上坐第一班飞机回去。他们会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的。”
“你想怎么告诉他们就怎么告诉他们吧。”阿弗纳说完就把电话放下了。
第二天，他提着一个小行李箱，到了肯尼迪机场。虽然他仍然觉得很累，但他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把过去两年半以来发生的事情，按照时间顺序完完整整地讲一遍。拖着没有任何意义。迟早得汇报，这是例行公事。使他真正担心的是一些别的事情。
汇报是作出决定的前奏。他必须作出决定，再也不能拖了。
两个小时以后，他踏上了洛德机场的跑道。地中海上的一轮红日正在西沉，很快就滑进海里去了。厚重的空气让阿弗纳觉得非常压抑，仿佛湿润的棉花。这种感觉是那么熟悉，他差点笑了起来。就像他小时候从法兰克福回到以色列一样。
伊弗里姆正在玻璃等候室里等他，跟他—起的还有两个人，阿弗纳不认识。“好，好，”伊弗里姆用手臂揽住他，说。“真的很高兴见到你。瞧，小伙子们，这就是阿弗纳。我无法告诉你，我们是多么为你自豪。”
“欢迎，欢迎回家。”
5月的那个星期里，阿弗纳成了英雄。
他在一套秘密公寓里汇报了三天，虽然很紧张，但气氛很好。伊弗里姆在房里踱来踱去，时而把双臂抱在胸前，时而放下来，懒散的四肢就像一个超大号的线控木偶那样难以控制。另外两个以色列人一副恭敬，甚至顺从的样子。这两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据说从来没有恭顺过。让阿弗纳感到吃惊的是，这次任务被看作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此时的气氛跟贝鲁特突袭之前伊弗里姆与阿弗纳和卡尔在日内瓦见面时完全不同，跟一年半以前，也就是“赎罪日之战”战争以后他们在以色列的那次见面也不同。那个时候，伊弗里姆仿佛一个驯狮师似的，坐在他前面，一边说话，一边啪啪地挥舞着鞭子。而现在，一切都很好。谁知道是怎么回事？
阿弗纳认为，这次任务的实际成就在开始的时候，也就是1973年之前的那段时间。正是那个时候他们值得嘉奖，如果要嘉奖他们的话。也正是那个时候，他期望从伊弗里姆那里得到一句“干得好”的评价，而不是埋怨他们时间花得太长，钱花得太多，更不是他们回去参战后对他们所有的人严厉训斥。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突击队开始走下坡路，损失连连，险情不断，灾祸接踵而至。首先是卡尔，其次是罗伯特，最后是汉斯。还有瑞士的三个巴勒斯坦走卒，西班牙的一个走卒。然而现在，伊弗里姆却赞扬他们干得出色。．
阿弗纳不明白。也许大家都感到宽慰，任务终于结束了。也许他们还期待着更糟糕的事情，另一个利勒哈默尔再现。也许伊弗里姆——毕竟跟其他人一样，也是一个官僚——接到过更高级别的人赞许的暗示。而这样的暗示他以前没有接到过。在一个官僚机构中——每一个情报机构都是一个官僚机构——大人物的赞许能最终决定一切。如果这样的赞许传到了伊弗里姆那里，他的态度自然就改变了，开始讨好了。
他现在正在讨好阿弗纳，以及其他集体农场的农民。所以，在“穆萨德”那套公寓里的三天中，阿弗纳不仅变成了那个荷兰小男孩，而且还变成了美国骑兵队里的中校约翰·韦恩。他变成了一个连集体农场里最野蛮的农民都敬重的人，实现了他儿时的一切梦想。他在集体农场里的所有梦想都成为现实。他清清楚楚地向他们表明了他能做什么。他是一个真真正正的英雄。这在他一生中还是第一次。
阿弗纳向伊弗里姆做了一个认真、详细的汇报，竭尽所能地不遗漏任何一件事情。伊弗里姆做了笔记。也许他们还录了音，只是阿弗纳不知道而已，他也没问。他们似乎在为成功而欢呼，而把失败的影响减少到最小。萨拉米——哦，是个遗憾，但是你们尽了力。穆扎斯——即使他不在名单上，但它是战场上作出的决定。那个克格勃——我们什么也没听说。也许你们误解了他的意思，可是即使你们不误解，又能怎么样呢？苏联人对此事缄默其口是有他们的道理的。瑞士和西班牙的那几个年轻恐怖分子——我们无法评判。但他们是恐怖分子。你们做了你们认为自己必须做的事情。至于卡尔、罗伯特和汉斯嘛，是一场悲剧，但你们想怎么样呢？打仗，就会有损失。是的，你们接到命令之后就应该停下来的，可是我们理解你们为什么没有停下来。我们别再谈这些了。
伊弗里姆不赞成的惟一件事情就是在胡恩杀了那个女人。“这就不对，”他说。“你们违背了命令。我不管你们有什么理由。无论她杀没杀卡尔——我也怀疑是她杀的——但朝她开枪就是谋杀。我们决不允许你们这样做。”
“你跟这件事没关系，”阿弗纳说。“都是我们自己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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