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空袭总统府这么恶劣的叛乱事件，不追究军方责任是不可能的。
吴廷琰和吴廷瑈恼羞成怒，开始变本加厉地用强力手腕控制国家，在清洗国军内部可疑分子的同时，疯狂搜捕各界反政府人士。刚有点起色的“反破袭战”，就这么半途而废，再次遭受严重损失的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又一次获得喘息之机。
压制得越厉害，反弹就会越大。
同李为民所说的一样，军内上上下下对吴氏兄弟是“进而远之、畏而不服”。社会各界对政府不满的情绪已经到临界点，连极少卷入政治风波的各工业村工人，都在工会组织和管委会默许下搞了几次游行。
不患贫而患不均。
天主教会拥有那么多特权，一些本应该清心寡欲的和尚变得越来越激进，以顺化和西贡几大寺庙为“大本营”，组织和尚尼姑、号召全国佛教徒示威游行，要求宗教平等，强调信仰自由，反对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歧视佛教的法令。
整个国家像一个巨大的火药桶，随时都可能爆炸，所缺的只是一根导火索。一切的一切让1963年春节少了几分喜庆气氛，几乎所有人都在谈论政局。
“工投系”不再处于政治漩涡边缘，而是南越举足轻重的一股政治和军事势力，为应对未来极可能巨变的形势，工投公司年庆比往年晚了一个多月，并把聚会地点由之前的西贡或头顿，变成了第四战术区司令部所在地芹苴。
与其称之为工投公司年会，不如说是一次政治协商会议。
年会组织方芹苴工业村管委会主席严伟明，特别给钱新霖、顾长庚、桂青山等“越华文艺研究会”主要成员，吴静晨、马安易、黄梓恒等大集团总裁，阮厚昌、黎会升、阮有政、黄文浩和“煤炭大王”陈文春等新兴资本家发出邀请。
除此之外，还有富国岛工业大学校长丁又松，堤岸义安中学校长陈锦华、福德中学校长康成，岘港工业村育人中学校长范亦山等教育界代表。
梦工厂影业总裁、西贡电影公司总经理等影艺界代表，以及借富庙、天后宫等堤岸庙宇供奉，富国岛大悲禅寺主持，富国岛伏波将军庙庙祝，天主教会金鸥教区阮台茂主教，祯沙地区和好教领袖黎昌贵等宗教人士全在受邀之列。
会议规格如此之高，参会人员如此之多，在越南历史上前所未有。
俨然成为“组委会”的芹苴工业村管委会忙得团团转，第四战术区司令部、工业村保安队和工业村审计督察部更是被安保事宜搞得焦头烂额。
作为东道主，李为民实在算不上称职，直到会议开始前两小时，才从富国岛乘坐飞机抵达芹苴。
从茶诺机场赶往工业村的路上，孙宁裕捧着日程安排介绍道：“今天召开全体会议，由您、国先生、刘部长和仁将军介绍国内外形势，明后两天是各组别的小组会，公司高层和各工业村经理需要去各小组参加。大后天上午再开一次全体会议，不过是以工业村和下六省经济发展为主题，不发表关于政治的公告，不形成任何决议。”
先是大会，然后是小组会，最后还是大会。
公司高层分别参加各组别的小组会，除了不举手表决，不形成决议之外，与天朝的人民代表大会没什么区别。
主要是团结各界、统一思想，以便更好地应对未来局势，李为民感觉很是好笑，接过报告稿看了看，心不在焉地问：“钱先生他们是以什么身份参加的？”
“钱先生是教育界代表，顾先生是土地改革特别委员会成员，桂先生是文化界代表，天明和文水是留学生代表，不在一个组别，不显眼。”
即将开幕的年会，也是“越华文艺研究会”与工投公司合流的会议。
为了这一天，钱新霖、顾长庚等人准备了好几年。希望通过工投公司这个平台，让华人真正融入越南，同时让更多越南人融入“工投系”这个别具一格的华人社会。
车队赶到工业村，与会人员已经进入会场。
所谓的会场，其实是工业村管委会的大食堂。
经过几天的准备，食堂被装饰一新，会桌摆放得极为讲究，像联合国会场一样呈圆形，各组别代表围着中间的发言席而坐，整个一“圆桌会议”。
“民先生，民先生到了！”
“神父，让您久等了。”
李为民紧握着金鸥教区主教的手，一边跟纷纷起身相迎的众人点头，一边歉意地解释道：“各位，非常抱歉，美国国会代表团在特区考察，团长曼斯菲尔德参议员是多年的老朋友，人家不远万里过来，我不能不尽一下地主之谊。让诸位久等了，坐，快坐。”
“民先生，我们也是早上刚到。”
“早到晚到，只要不迟到就行。”李为民扶着大悲禅寺住持的胳膊，笑容满面的提醒道：“后面有张椅子，大师小心点，千万别绊到。”
见他被宗教组别缠住了，陈世国举手招呼道：“董事长，你的位置在这边！”
“不好意思，我先过去。”
天主教会再有特权，政府也不可能像工投公司这样以礼相待，阮台茂主教激动不已，像做梦一样不敢相信自己能跟工投公司正副董事长、政府经济部长、西贡军管市副市长、第四军军长等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平起平坐。
“会议快开始了，民先生您快过去。”
刚在工投公司组别席位坐下，芹苴工业村管委会主席兼任工业村经理严伟明走到会场中央的发言席，热情洋溢地欢迎所有来宾，隆重介绍各组别代表，先后顺序按顺时针方向，不存在谁身份高，谁地位低。
宣布完会议日程，陈世国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走到发言席，率先介绍并分析国内形势。
“……现政府被各界认为不得人心、支持率低下，因此极可能被社会主义北越消灭。但实际上，南越社会中，坚定的北越劳动党分子并不多。除了1954年以来从北方南撤的近200万难民，坚决反对北越的人也不多，中间派才占多数。”
陈世国发言一贯就事论事，客观公正，更不会说那些空话假话，不会像那些政客一样唱高调。
他简明扼要，决不拖泥带水的开场白，一下子吸引住所有人注意力，包括李为民在内的许多人，拿起纸笔时不时的记录起来。
“中间派并非因拥护北越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而反对政府，相反他们对北越的意识形态始终怀有抵触情绪，如果现政府能求同存异，则会扩大自己的群众基础，但现政府显然处置失当，琰总统上任以来的一系列所作所为无异于自掘坟墓。”
这是“工投系”第一次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态度比想象中更尖锐。
一些教育界、文化界和宗教界代表不约而同朝李为民看去，因为在他们心目中“民先生”是支持吴廷琰兄弟的，对正在发生的一切感觉很不可思议。
钱新霖正襟危坐，刚从美国进修回来的何天明和姜文水二人则激动不已，在他们看来今后可以大干一场，可以借势实现多少代越南华人实现不了的目标。
“我们是一个拥有引以自豪的历史文化的民族，近代又遭受过西方殖民统治，普通民众都怀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未受过教育的大众阶层那里，可以称之为朴素的‘排外情绪’。
作为社会中坚的知识阶层，很多人对民族解放阵线争取独立、统一的纲领和目标表示同情，但对其北越式的意识形态抱有戒心。因为包括我个人在内的知识分子，大多受过西方式教育，信奉自由和民主的政治原则，对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不满，同时怀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但又不愿过多卷入政治而影响自身生活。
因此，知识分子阶层总体上对民族解放阵线是抱着矛盾的心态。既认同民族解放阵线争取独立、反对外国统治的立场，但是对其组织上服从北越劳动党，以及北越劳动党的理论家在其中起主要作用感到厌恶。”
陈世国准备得非常充分，根本不看讲稿，一边环视着众人，一边凝重地说：“北越方面很会搞统战，拉拢中间人士。长期以来，因为片面的集体化和严格的计划经济，以及血腥的土地改革，使北越社会生活水平远不如南方。
所以，北越很清楚南部多数人的心态，大力宣传不会强加自己的制度于南方，试图以打消中间人士的疑虑。多年来，他们一直公开声明南方‘处于一种和北方完全不同的特殊形势下’，多年来一再高呼‘在北方建设社会主义’、‘在南方发展民族民主革命’。
北越总理范文同喜欢向西方访客反复讲‘没有一个人具有并吞南方这样愚蠢和罪恶的想法；过去这些年，他们在各种宣传和声明中，甚至党的内部文件中都反复说、不断讲，这些宣传对南方的中间派人士是很有影响的。”
“当然，仅凭宣传并不足以让原本不关心政治的中间派人士站到他们那一边。从越来越恶化的形势看，有两点原因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一是吴廷琰总统个性狭隘偏激，行事极端，残酷打击不赞同自己铁腕手段的异己人士，把相当多的中间派人士逼到了解放阵线那一边。
同时，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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