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咱们中国，如果被人骂做王八，那一定是件奇耻大辱的事。尽管算得上是个胡作非为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好在我还从来没有被人这么骂过。王八本来是一种我们锁熟知的动物，只不过我也分不清它到底是乌龟还是甲鱼。不过千百年来被当作一句骂人的话，我想它心里还是很委屈的。
我倒是认识一只大王八，因为是我亲手把它带去了青城山的道观里。
2009年秋天，我接到一个自称是某区县房管部的电话，来电的人姓周，他自称是该部门主任。他说他们工程部的人反应上来说，目前的工程进度遇到一些莫名其妙的阻力，还发生了一些非常玄乎的事情，于是现在工人们暂时不敢开工。他是从他其他朋友那里打听到我的消息的，因为我曾经帮他的那些朋友大概处理过事情。他说在电话里是说不清楚的，情况很复杂，他们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于是希望我能够去他们单位一趟，由于是郊县，他考虑得到是周到，他告诉我，你打车来吧，别坐巴士，费用我们给你报销。
老实讲，我算是个愤青，但是我并不是不理智的那种，只不过对待这类国家机关部门的人群，我往往也带着有色眼镜，正如他们常常会带着有色眼镜看我们一样，其实我小时候并不是这样，我甚至会在学雷锋做好事后，还要行个少先队员的队礼，告诉他们不用谢我是少先队员。可是到后来渐渐长大，开始发现原来我生存的这个世界和起初承诺的世界有太多不同，若非长时间接触阴暗面，或许很多冠冕堂皇的东西我还真是相信了。可是慢慢的发现，原来理想跟现实的差距还真是很明显，我也就开始小鸟般的愤怒，马景涛般的咆哮，尤其是在面对种种我认为的社会不公时，常常会对着电视破口大骂比出中指，但无奈的是，我依然是那个在角落里的小角色，没有人会在乎我们到底在呼喊什么，既然改变不了现状，唯有改变自己。我虽然谈不上富有，可也称不上是穷人，我的日子能够过得挺滋润，却无法掩盖每天在报纸新闻上看到的一片糟心。自打一个社会的形成开始，矛盾便始终存在，不过人与人的矛盾渐渐演化为官与民的矛盾，我开始沉默不语，开始得过且过，试图用一种麻木的态度来适应一个麻木的环境，烦恼成了习惯，自然也就无所谓了。
这是我这么告诉自己的，所以在接到那通电话的时候，我依旧怀揣着对他们这种人群的抵触情绪，我很爱我的祖国，不过我对那群吃着百姓的供养，却仗势欺人的人，实在是没有好感。于是我有点酸溜溜的说了句，没事，我不打车，我自己有车，不用你们报销了，以此来表达我对他们看到民众态度的不满。
赚他们的钱，算的上是最痛快的，因为他们有钱，钱是怎么来的我并不清楚，不过所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作为人民的一份子，我想我还是有充足的理由来狠敲一笔，我吃饱喝足了，起码我们又多了个丰衣足食的百姓。
上午出门，中途在路上的邮亭下了道，一个人独享了一次邮亭鱼的美味，我始终无法抗拒对鱼类的偏爱，小时候就听说爱吃鱼的人聪明，长大能当科学家，而我这么一个爱吃鱼的人，却没有天理的选择了当一个猎鬼人。
到了他们办公室大概是在中午1点多，大厅门口的保安栏了我很久，说他们下午2点才开始上班，死活不让我上楼去，看在我打不过保安的份上，我只能给先前打来电话的那个主任联系，几分钟后，他来到大厅，把我带进了他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不算大，却只有他一个人的办公桌，从这一点来看，他这个主任大小是个官。他递给我一张名片，我才知道他姓苟，没错，就是苟同和苟且偷生的苟，苟主任看上去接近40岁的样子，他大概没有想到一个干这行的人看上去竟然如此年轻，几句简单的寒暄以后，他招呼我坐下，接着他关上他的办公室门，还拉下了百叶窗，一副想要潜规则我的样子。接着把他的凳子拉到我跟前坐下，对我说起了他们这次遇到的情况。
他说，他们现在接到一个拆迁的命令，对他们当县的一大片平房区进行拆迁，因为某个重庆知名本土地产商要在此修建一个大型的生态公园，附带一部分临湖的楼盘，投资巨大，原本跟当地的居民谈好了拆迁赔款的条件，却始终有那么几户人家坐地要价，不肯搬迁，后来顺藤摸瓜的又说服了几家人，到最后还剩下一家人始终不肯露面，连回音都没一个。去他家敲门想要和谐沟通下，人家始终是大门紧闭，不肯见客，于是他们部门就把这家人拉入了黑名单，称之为“钉子户”。直到大概半个月前总算拿到了法院的强制拆迁令，才开始动土。
钉子户的传闻，我常年有所耳闻。我记得在我念小学的时候，我的老师总是会面带红潮，异常激动的对我们说，同学们，我们每个人都是祖国的一颗钉子，祖国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拧在哪里，说完还要带头鼓掌，激起一群同学的盲目拍手。如果我这辈子还能有幸见到我的那位老师，我一定会当面纠正他的错误，因为我原本也以为我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颗螺丝钉，我也曾经满怀抱负和理想，希望祖国把我拧到最需要我的位置，可是到后来我才发现，原来再精致的钉子，经过日晒风吹后，也是会生锈的，生锈后的我们，不再有人需要，我们就如同一拨废品，等待着回收再利用，却没有人记得，在等待的途中，我们还得为自己的一日三餐忙碌，我们还在为日益增加的房价而叹息，我们还在为医疗体制的缺失而拖着病情，精神的再富裕也难以抵挡物质生活的最低要求，紧接着，每个人都成了财迷，都成了满身铜臭的蛀虫。
于是当苟主任说起这个“钉子户”的时候，我在没有缘由的情况下，竟然先对他给予了足够的同情。
苟主任告诉我，住在那间平房里的那个钉子户，实则已经是早年开发另外一片地的时候拆迁出来的人了，本身是个农民，当时要求也没这么高，就赔了些钱，分了一间平房，他也就知足了。60多岁，没有工作，低保户。这次拆迁的时候也是考虑到他们家的特殊性，特地给了比较优厚的条件。这家户主姓郭，家里还有个女儿，早年在外地念书后就嫁去了外地，也在外地工作，女儿还算孝顺，尽管好几年也没办法回家，但是总是给家里寄来生活费。因为嫁出去了所以户籍也迁走了，但是这次拆迁，他们还是充分考虑了郭老头毕竟是一个人，钱拿少了养老成问题，也就还专门给郭家女儿也算上了一份人头费。不过到了后来就找不着人了，拆迁通知下来了，从郭老头家的窗户看进去东西都还在，就以为大概是出远门，也就没能够具体商量一些事情。后来法院强制拆迁的命令来了，他们也担心郭老头当初闭门不见，为的是做最后的反抗，因为电视里屡屡都能看见赤裸上身爬上屋顶，汽油瓶煤气罐什么的都来，手持菜刀叫嚣着谁上来谁就死，还有人在房屋周围用白布拉起横幅，上面用黑墨水张牙舞爪的写着房在人在房毁人亡的标语。而此刻的拆迁大队全副武装手持铁锹盾牌，强行推进，路上遇到干扰的人，一律打。最终大脚趾拗不过大腿，房子垮了，拆迁队得意洋洋的笑，老百姓头破血流的哭。电视里都是这么演的，我也只是在实话实说。但是苟主任告诉我，当他们用挖土机强行推到老郭家的一堵墙以后，乘着其他的墙没有垮下来，就派人进去查看，看有没有什么值得抢救出来的东西，以后等郭老头回来了，还能交还给他。于是他们在客厅找到了一些家电相册和温水瓶等，却在里屋老郭的卧室床上，发现了老郭的尸体。
听苟主任说到这里，我突然意识到怎么还出人命了？于是我更加认真仔细地听他继续说下去。他说，当时进去的几个人就被吓到了，所幸开挖的时候没有直接把房子推掉，否则在废墟里找到尸体，那就说不清楚了。他们看到这个情况以后，赶紧退出屋子来汇报，结果当时的领导就立刻打了电话叫了医院和警察，还通知街道的人立刻帮忙联系郭老头的女儿。后来查勘结果是，老郭死于心肌缺血，大概是在床上睡觉的时候，安然死去的。郭家女儿回来以后，悲痛过后给郭老头处理了丧事，他们拆迁办还给了一部分奠礼。郭家女儿从言语中也表示不会责怪他们的强拆，也充分理解这当中的误会是因为自己父亲的突然去世，才造成的沟通问题。等到火化了老人的尸体，并且顺利安葬后，郭家女儿才回到推掉一半的平房，把能见的废墟中的自家东西收拾了一下，才通知拆迁办继续拆迁。
我问苟主任，这不是就完结了吗？人家家属都没有意见了，你们只管拆不就是了吗。苟主任一拍大腿，满脸纠结的说，问题就出在这儿，本来他们拆迁队的工人，觉得推房子推出个死人来，是很晦气的事情，于是再度开工的时候，特别要求他们请了个师傅来测日子，却在继续动土的时候，挖土机一碰到房子就熄火，司机检查也发现不了什么问题，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但凡走进那个屋子废墟的人，都会莫名其妙的晕眩，有些甚至直接晕倒，再请问那个风水先生，他说这地方是被某个力量保护着的，地方没挑对，还疯疯癫癫的说了些什么那附近有个湖叫龙水湖，这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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