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他们的婚姻法是怎样的？他们的妇女真的象国民党宣传所说的那样是被“公妻”的吗？中国的“红色工厂”是怎样的？红色剧团是怎样的？他们是怎样组织经济的？公共卫生、娱乐、教育和“红色文化”又是怎样的？
红军的兵力有多少？真象共产国际出版物所吹嘘的那样有五十万人吗？果真如此，他们为什么没有能夺取政权呢？他们的武器和弹药是从哪里来的？它是一支有纪律的军队吗？它的士气怎么样？官兵生活真是一样吗？如果像蒋介石总司令在一九三五年所宣布的那样，南京已经“消灭了共匪的威胁”，那末共产党到一九三七年在中国战略地位最重要的西北占领了一块比以前更大的整块土地，又怎样解释呢？如果共产党真的是完蛋了，那末，为什么日本在著名的广田弘毅③第三点中要求南京同东京和纳粹德国缔结反共协定以“防止亚洲布尔什维化”呢？共产党是真正“反帝”的吗？他们真要同日本交战吗？在这场战争中，莫斯科会帮助他们吗？或者，像著名的胡适博士拼命说服他在北京的情绪经昂的学生那样，他们的激烈的抗日口号只不过是争取公众同情的诡计和绝望的挣扎，是亡命的汉奸和土匪的最后呼号？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军事和政治前景如何？它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发展是怎样的？它能成功么？一旦成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对日本意味着什么？这种巨大的变化对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会产生什么影响？它在世界政治上会引起什么变化？在世界历史上会引起什么变化？它对英、美等外国在中国的巨额投资会产生什么后果？说真的，共产党究竟有没有“对外政策”呢？
最后，共产党倡议在中国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相当一个时期以来，竟没有一个非共产党观察家能够有把握地、准确地、或是用亲身调查过的事实解答这些问题，这似乎是荒唐可笑的。因此，这里有一个日益使人感到兴趣和日益变得重要的值得采访的消息，正如记者们在无关紧要的枝节问题上发出电讯之余相互承认的一样，这是中国的唯一值得采访的消息。然而，我们大家对它却一无所知，实在令人可悲。要在“白”区同共产党人发生联系极为困难。
共产党人的头顶上随时笼罩着死刑的威胁，不论在上等社会里，或者在非上等社会里，他们都是不会暴露自己身份的。哪怕在外国租界里，南京也有出高价雇用的侦探网在那里活动，其中有G·帕特里克·吉文斯那样热心的反共分子，他原来是上海公共租界英国警务处中主要负责侦缉共产党的人。据说吉文斯督察每年要逮捕好几十个共产党嫌疑犯，大多数年龄在十五岁到二十岁之间，然后由国民党当局从租界引渡过去加以监禁或处死。一九三四年南京为了酬答这个有名警察的效劳，授给他一枚宝玉勋章和大量现款作为礼物。中国为了要缉拿本国的激进青年，雇用了不少外国侦探，吉文斯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罢了。
我们都知道，要对红色中国有所了解，唯一的办法就是到那里去一趟。但我们推托说“没有法子”。有少数人尝试过，但失败了。这就被看成是做不到的事。大家都认为没有谁能够进了红区后活着回来的。在报纸受到象意大利或德国那样严格检查和管制的国家里，长年累月的反共宣传就有那么大的力量。
后来，到一九三六年六月，我的一位中国好友带给我中国西北出现了使人惊讶的政治局面的消息——这后来终于导致蒋介石总司令被扣的惊人事件，扭转了中国历史的潮流。但是，当时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我在得到上述消息的同时，了解到我可能有办法进入红区。这需要我立即动身。机会千载难逢，不能错过。我决定抓住这个机会，设法打破这一已经持续了九年的新闻封锁。
我那样做，确实是有危险的，不过后来报上发表我的死讯，说是“已遭土匪杀害”，那又太夸张了。但是多年来关于共产党暴行的恐怖故事层出不穷地充斥于中国那些领津贴的本国报纸和外国报纸，在这种情况下，我在旅途上很少有什么东西可以叫我感到放心的。说实在的，除了带着一封给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的介绍信，确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叫我感到放心。我只要找到他就行了。这要经过怎样的冒险呢？我不知道。但是，在这些年的国共内战中，已经有千千万万的人牺牲了生命。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难道不值得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我发现我同这个脑袋正好有些联系，但是我的结论是，这个代价不算太高。
就是怀着这种冒险的心情，我出发了。
①国民党是孙逸仙博士等人所建立，掌握一九二四到二七年所谓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共产党创建于一九二一年，在国民革命中是国民党的主要盟友。②林彪后来叛党叛国，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私乘飞机外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③一九三三年至三六年任日本外相。——译注
二
去西安的慢车
那是六月初，北京披上了春天的绿装，无数的杨柳和巍峨的松柏把紫禁城变成了一个迷人的奇境；在许多清幽的花园里，人们很难相信在金碧辉煌的宫殿的大屋顶外边，还有一个劳苦的、饥饿的、革命的和受到外国侵略的中国。在这里，饱食终日的外国人，可以在自己的小小的世外桃源里过着喝威士忌酒搀苏打水、打马球和网球、闲聊天的生活，无忧无虑地完全不觉得这个伟大城市的无声的绝缘的城墙外面的人间脉搏——许多人也确实是这样生活的。
然而，在过去的一年里，就连北京这个绿洲，也难免那弥漫于全中国的战斗气氛的侵袭。日本征服的威胁，在人民中间，特别是在愤怒的青年中间，激起了盛大的示威抗议。几个月以前，我曾经站在那弹痕累累的内城城墙下，看到上万名学生在那里集合，他们不顾宪警的棍棒，齐声高呼：“一致抗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分割华北的要求！”
北京的全部砖石屏障都阻挡不住中国红军试图穿过山西向长城挺进的这一惊人之举引起的反响。这次远征号称要对日作战，收复失地，但未免有些唐·吉诃德味道，立即被蒋介石总司令的十一师精锐新军所拦截，但是，这却阻止不了那些爱国学生，他们不怕坐牢，也不怕可能丢脑袋，大批走向街头，喊出了那被禁的口号：“停止内战！国共合作抗日救国！”
一天午夜，我登上了一列破败不堪的火车，身上有点不舒服，可是心里却非常兴奋。我所以兴奋，是因为摆在我面前的这次旅行是要去探索一个跟紫禁城的中世纪壮丽豪华在时间上相隔千百年、空间相距千百里的地方：我是到“红色中国”去。我所以“有点不舒服”，是因为我身上注射了凡是能够弄到的一切预防针。用微生物的眼睛来看一下我的血液，就可以发现一支令人毛骨悚然的队伍；在我的臂部和腿部注射了天花、伤寒、霍乱、斑疹伤寒和鼠疫的病菌。这五种病在当时的西北都是流行病。此外，最近还流传着令人吃惊的消息，说淋巴腺鼠疫正在陕西省蔓延开来，陕西省是地球上少数几处流行这种风土病的地方之一。
而我的第一个目的地就是西安府。这个地名有“西方平安”的意思，是陕西省的省会，要从北京向西南做两天两夜劳累的火车，才能到达陇海路西端的这个终点站。我的计划是从那里向北走，进入位于大西北中心的苏区。在西安府以北大约一百五十英里的一个市镇——洛川，当时是陕西红区的起点。洛川以北的地区，除了公路干线两旁的几个狭长地段以及下文将要提到的几个地点外，已经全部染红了。大致说来，陕西红军控制的地区南到洛川，北到长城；东、西两边都以黄河为界。那条宽阔的浊流从西藏边缘往北流经甘肃和宁夏，在长城北面进入内蒙古的绥远省，然后曲曲折折地向东流行许多英里，又折而向南，穿过长城而构成陕西、陕西两省的分界线。
当时苏维埃活动的地方，就在中国这条最容易闹灾的河流的这个大河套里——陕西北部、甘肃东北部和宁夏东南部。这个区域同中国诞生地的最初疆界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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